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便来到永徽五年。
这五年间，大唐整体平稳，国力蒸蒸日上。百姓们从先帝驾崩的悲痛中走了出来，官员们从朝堂震荡的惶恐中安定了下来。长安城的街道依旧繁华，太极殿的朝会依旧如期举行。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可那些细微的变化，却在日积月累中悄然发酵，如同一锅温水，表面波澜不惊，底下却已沸腾。
五年来，李毅越发沉默了。
除了军事，他几乎不过问朝政。他不上朝，不奏事，不争论，不给任何建议。他就像一个隐身人，静静地待在镇国公府，偶尔在关键的时候出现，说几句关键的话，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敬佩他的淡泊，有人怀疑他在韬光养晦，也有人暗中庆幸——幸好镇国公不贪权，否则这朝堂之上，哪里还有别人的立足之地？
可这些年间，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魏征病逝了。
那个以直谏著称的硬骨头，那个连先帝都敢当面顶撞的魏征，那个让无数大臣闻风丧胆的谏议大夫，终于还是走了。他走得很安详，如同睡着了一般。可他的离去，却让朝堂上少了一面镜子，少了一把尺子，少了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像他那样，当面指责皇帝的过失；再也没有人敢像他那样，当面驳斥权臣的谬论。
四位辅政大臣，变成了三位。
房玄龄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他老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走路都要人搀扶。他已经很少上朝，即使上朝也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他的心中，有太多的忧虑，太多的无奈，太多的力不从心。他看着朝堂上的变化，看着长孙无忌的权势日益膨胀，看着李治的脸色日益阴沉，心中焦急，却无能为力。
而李毅又不愿意掺和朝廷之事，这导致长孙无忌的权势愈发滔天。
如今朝堂上的奏章，都会先送到长孙无忌处，等他过目、批示之后，才会送到李治手中。那些奏章上，盖着长孙无忌的印章，写着长孙无忌的意见。皇帝成了摆设，成了傀儡，成了一个只会点头的木头人。而那些大臣们，也习惯了这种模式。有事找赵国公，没事也找赵国公。至于皇帝，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懂什么？
长孙无忌的权势，已经达到了顶峰。他不仅是辅政大臣，不仅是皇帝的亲舅舅，不仅是太后的亲哥哥，更是大唐实际上的掌权者。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的升迁；他的一道批示，可以决定一个政策的实施；他的一次点头，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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