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把信折好,放进抽屉。抽屉里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信,从九年前战争开始积累。她开始理解母亲卡特琳娜晚年常说的话:战争最大的罪恶不是杀死士兵,是让活着的人习惯了死亡。
在阿姆斯特丹,年轻的威廉——小威廉的孙子,二十岁,正在交易所实习——目睹了一场微妙的金融起义。
拉米伊战役胜利后,荷兰各省议会决定发行新的“胜利国债”,用于“继续战争直到最终胜利”。但这次,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不买账了。
“利率多少?”一位白发银行家问财政部代表。
“年息百分之五,二十年期。”
“担保?”
“各省的联合信用,以及未来税收。”
“未来哪个税?消费税已经提到穷人在喝清水代替啤酒,财产税已经让商人想把资金转到汉堡。”
“这是爱国债券……”代表试图说服。
“爱国是情感,债券是数学,”银行家打断,“数学说:荷兰的债务已经达到国民财富的百分之两百。数学还说:战争看起来还要打很多年。数学最后说:百分之五的利息不足以补偿风险。”
谈判持续了三天。最终,银行家们同意承销债券,但条件苛刻: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六,期限缩短到十年,并且要抵押具体的税收来源——不是模糊的“未来税收”,而是明确的“阿姆斯特丹港关税的百分之三十”。
更关键的是,他们要求成立独立的“债务管理委员会”,由银行家和议员共同组成,监督资金使用。
“这是在接管国家财政,”一位老议员在议会抗议。
“不,”银行家代表冷静地回答,“这是在防止国家破产。如果破产了,谁还关心主权?”
年轻的威廉把这场谈判记录在实习日记里。晚饭时,他对祖父小威廉说:“今天感觉……很奇怪。商人们在告诉政府该怎么做。就像账房先生告诉船长怎么开船。”
小威廉慢慢切着盘里的鳕鱼——医生建议的清淡饮食:“孩子,荷兰从来就是这样。只是以前更隐蔽。你曾祖父老威廉参与创建VOC时,就是商人在告诉国家怎么殖民亚洲。现在只是更公开了。”
“但这不是……不民主吗?”
“民主?”小威廉笑了,笑容里有深深的疲惫,“荷兰的民主从来是富人的俱乐部。区别只是以前他们假装不是,现在懒得假装了。”
拉米伊战役的详细战报逐渐传来,画面比官方捷报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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