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旨在整合多文明、多学科的历史认知模式与伦理考量。我们欢迎并正在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在内的多国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完善其模型，确保其多元视角和公正性。技术可以成为桥梁，而非新的壁垒。”
“桥梁？”法国代表，一位资深外交官兼文化遗产顾问，接过话头，语气带着法式特有的讽刺，“苏博士，当这座‘桥’的设计图纸和建筑材料主要来自一方时，它通向的方向，恐怕也早已被预设。您倡议的‘全球开放平台’，听起来很美，但实质是否意味着，所有文物——无论它们现在收藏于巴黎、伦敦还是罗马——都需要按照中方制定的技术标准和算法逻辑，重新进行‘身份认证’？这是否是一种新型的、披着技术外衣的文化话语权争夺？甚至，是对各国博物馆现有合法收藏体系与学术自主性的系统性挑战？”
问题更加尖锐，直接指向了权力与规则制定权。
苏瑾深吸一口气，她知道此刻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反复解读、放大。“平台的建设与标准的确立，理应通过广泛的国际协商与专业共议。中方愿意贡献我们的技术思路和初步成果，作为讨论的起点，而非终点。目的不是争夺话语权，而是弥补当前国际文物领域来源追溯、责任认定和争议解决机制长期存在的模糊与乏力。当一件文物的‘基因’清晰显示其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暴力掠夺时，我们是否有勇气，共同依据更坚实的证据，而非过往的政治平衡或法律时效，来讨论它的归属与未来？这才是技术可以赋能给伦理的地方。”
“勇气？”美国代表，一位擅长国际法与文化政策的教授，摇了摇头，语气带着某种“现实主义者”的无奈，“苏博士，您谈伦理，我们谈现实。现实是，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全球文物分布现状，是复杂历史的产物，其中涉及战争、贸易、赠与、购买等多种形式。用今天的技术和伦理标准，去简单粗暴地审判历史，是否公允？更现实的是，大规模文物归还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对博物馆运营、学术研究、公众教育乃至国际关系的冲击，您和您的算法，是否已经充分模拟并准备了应对方案？还是说，这本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诉求？”
“文化民族主义”的标签被抛出，会场气氛顿时更加微妙。一些来自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希腊、墨西哥的代表，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他们本国也有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对中方的倡议有天然共鸣，但也警惕被卷入大国间的博弈，或担心新的规则体系是否真的能惠及自身。
苏瑾感到压力如山，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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