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他在查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只知道,如果有一天他需要我,我会在。”
陆峥拍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二
同一时间,城东某高档小区。
夏晚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摊着母亲的遗物。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里,装着几本旧日记、一沓发黄的照片、还有一枚已经停走的女士手表。
她拿起那本最旧的日记,翻开第一页。
母亲的字迹娟秀工整,记录的是她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琐事。夏晚星一页一页翻过去,看到的是八十年代末的江城——码头、货轮、还有那些现在已经消失的老街。
翻到中间,她忽然停住。
这一页的日期是19-89年6月15日,只有短短几行字:
“今天处里来了新同事,叫林海生,刚从学校毕业,分到货运处。小伙子挺精神,嘴也甜,见谁都叫老师。处长让我带他熟悉业务,以后就是搭档了。”
夏晚星的手指在“林海生”三个字上轻轻摩挲。
原来,母亲和林海生真的做过同事。而且不只是同事,还是“搭档”。
她继续往下翻。
接下来的几个月,日记里频繁出现林海生的名字:
“7月3日:今天带海生去码头,他学得很快,一看就懂。处长说他是个好苗子,让我多带带。”
“8月21日:海生请我吃饭,说是感谢我这段时间的教导。他这人挺实在,不像是装的。”
“10月9日:今天加班太晚,海生主动送我回家。路上聊了很多,他说他家里条件不好,能走到今天全靠自己努力。我挺佩服他的。”
夏晚星越看越不对劲。
这些日记里,母亲对林海生的态度,从最初的“同事”慢慢变成“朋友”,又慢慢变成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她不敢往下想,但又不得不往下想。
翻到1990年3月,日记忽然变得简短,甚至有些潦草:
“3月12日:今天海生跟我说了一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3月15日:三天了,我没去上班。处长打电话来问,我说病了。”
“3月20日:明远来找我。他说他知道了,但他不在乎。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乎。我只知道,那天晚上,我哭了很久。”
夏晚星的手开始发抖。
明远——那是她父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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