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津港街头节日气氛渐浓，空气里飘着糖瓜和炖肉的香气。张艳红开完年前最后一场高管会议，敲定了春节假期值班与应急预案。员工们陆续放假，公司里安静了许多。她站在办公室落地窗前，望着楼下街道上熙攘置办年货的人流，神情平静。对大多数人而言，春节意味着团圆、温暖、亲情。对她来说，这只是又一个可以稍作休整、梳理思路的工作节点。南方的姐姐韩丽梅已飞去海岛度假，临行前还打趣让她也别总绷着，她只是笑笑，说北方市场刚站稳脚跟，需要盯着。团圆？她的团圆，是和姐姐，是和她一手带出来的团队，是和“丰隆”这个倾注心血的事业。那个远在县城、如今只剩破败与病痛的老家，早已不在她关于“年”的想象里。
然而，在千里之外那个闭塞的北方小县城，在张家那间因儿子入狱、老妻瘫痪而更显冰冷死寂的老屋里，“年关”二字，正以前所未有的酷烈姿态，碾压着张成贵残存的、关于“家”和“传统”的最后一丝念想。
王桂芬瘫坐在旧式木架床的床沿，左边身子僵硬不听使唤，嘴角歪斜，流着涎水，只能用尚且灵活的右手死死攥着床单，浑浊的眼睛死死瞪着窗外飘起的零星雪花，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含混不清的声音。她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那双眼睛里的怨毒、不甘、以及某种根深蒂固的、拒绝接受现实的偏执，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地传递出来。她在用尽全身力气，诅咒这不公的命运，或许也在诅咒那两个“不孝”、“没良心”的女儿。
张成贵佝偻着背，在冰冷的厨房里，对着一个积满油垢的旧煤球炉子，试图熬一点稀粥。炉火不旺，黑烟呛人，就像他此刻的生活，沉闷、污浊、看不到半点光亮。儿子入狱的消息，像最后一记重锤，将他心里那点摇摇欲坠的、关于“儿子是依靠”的念头砸得粉碎。而老妻的病倒，更是雪上加霜，将这个家拖入了无边的泥沼。
以前，虽然家里穷，虽然儿子不成器，但至少有个“家”的样子。过年，再难，王桂芬也会张罗着扫尘、蒸点馒头、割一小条肉，念叨着“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仿佛那点微薄的仪式感，就能撑起一个家起码的体面，就能证明“有儿子在，家就还在”。而他，虽然懦弱、没主见，但至少还能在过年时，喝上两口劣质白酒，在邻里串门时，强撑着说一句“儿子在外面忙”，维持着那点可怜又可笑的、身为“一家之主”和“有儿子”的虚幻自尊。
可现在呢？儿子在监狱里过年。老妻瘫在床上，用怨毒的眼神代替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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