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贵，君次之？
民为贵，君次之！
人口是很重要，但庶民，根本不能国君相提并论。
谢千重民生，他也认为庶民重要，但将庶民与国君相比，他是从未想过。
那这究竟是哪一派的学说？
不是法家。
法家讲的是“术”与“势”，是君主驭臣之道，是“尊君卑臣”，绝不可能说出“君次之”这种话。
不是儒家。
儒家讲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在首位，臣在次位，何来“民贵君次”？
不是墨家。
墨家讲“兼爱”“尚贤”，讲的是平等，可墨家也没有将君主置于民众之下的说法——他们只是说君主应该选贤任能，应该为天下人谋利，但从未说过君不如民。
不是道家。
道家讲“无为而治”，讲的是顺其自然，君主最好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但同样不会说“君次之”。
那是什么？
谢千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一个让他脊背发凉的念头。
这句话，这种思想，不属于秦国已知的任何一家学说。
它是陌生的，是外来的，是一颗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种子，落在了赢说的脑子里，正在生根、发芽。
而更让谢千心惊的是，赢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那种平静，那种笃定，那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明他不是随口一说，不是在试探，而是在陈述一个他已经确信不疑的“真理”。
他在用这句话来衡量。
他在用这句话来重新定义君与民的关系。
谢千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横在膝上的竹杖，指节泛出青白色。
继而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可他的声音还是不受控制地带上了几分急切：
“君上可是有了新师？”
这句话问得很重。
在秦国，君主可以有太傅、少傅，可以有经筵讲官，可以有侍读学士，这些人都是君主的“师”。
但这些人选，向来是由朝廷重臣共同商议决定的，不能由一个来历不明的人随意充任。
如果赢说真的有了“新师”，那就意味着有人在赢说身边安插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向他灌输某种不为朝堂所知的异端学说。
这是大事。
天大的事。
谢千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赢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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