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过后，林晚在月季园的小屋里收拾出了一张桌子。桌子是老榆木的，陈秀英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桌面上有深浅不一的划痕，像老人手背上的皱纹。她把程薇留给她的那幅画挂在桌子对面的墙上，把程薇的相框摆在桌角。每天早晨，她从小院走到月季园，推开小屋的门，在那张桌子前坐一会儿，看看画，看看相框，看看窗外那些在风里摇晃的花。然后她开始处理工作。南洋制药的邮件，菲律宾工厂的进度报告，基金会的资助申请，一封一封看，一封一封回。她在这张桌子上签下了第一份资助申请——一个菲律宾的孩子，七岁，地中海贫血，父母都是农民，年收入不到五百美元。申请书的末尾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着一句话：“Please help my son live.”她批了。
那天下午，林晚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是从菲律宾寄来的，寄件人是施永昌的秘书。她拆开，里面是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封信，还有一个U盘。信是手写的，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像是在描红。写信的人叫玛丽亚，是那个七岁孩子的母亲。她在信里感谢林晚救了她的儿子，感谢沈慧药物给了她儿子第二次生命，感谢程薇把药带到了菲律宾。她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不知道程薇是谁，但我知道，她的花救了我的儿子。我会在我的花园里种满红色的花，纪念她。”
林晚把信读了三遍。她把信折好，放在程薇的相框旁边，把U盘插进电脑。U盘里是一段视频，玛丽亚用手机拍的。画面晃得很厉害，声音也很嘈杂，有鸡叫，有狗叫，有孩子的哭声。玛丽亚站在一片空地上，旁边站着一个男人，瘦得厉害，手里牵着一个男孩。男孩的手里拿着一朵红色的花，不是月季，是菲律宾的国花，叫桑帕吉塔，小小的，黄的，不是红的。男孩把那朵花举到镜头前，用他会的唯一一句英语说：“Thank you.”
林晚看了那段视频三遍。她把视频关掉，把U盘拔出来，放进程薇的相框旁边。那些花，不只是中国的，不只是月季园的，不只是母亲的。它们可以开在任何地方，种在任何人的心里。
她拿起手机，拨了施永昌的号码。响了几声，接通了。
“施总，玛丽亚的信，我收到了。视频也看了。谢谢您转给我。”
施永昌的声音很平静。“不是我转的。是玛丽亚自己找到基金会，让他们转的。她不知道您的地址，只知道您叫林晚。她写了三遍，写错了两遍。第三遍才写对。”
林晚的喉咙发紧。“工厂的进度，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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