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项目、会议、联系人……还有，一些不该记的东西。”
他解开油布上系着的细绳，动作很慢，很小心。油布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一本深红色封皮的硬壳笔记本。封面已经褪色，边角磨损，但保存得还算完整。
“招标前三个月，我请当时国土局的一个科长吃饭。”吴建国翻开笔记本，纸张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是蓝色的钢笔字，有些已经晕开，“他喝多了，说漏了嘴。他说赵天豪找过他，承诺事成之后，给他一套房子，还有他女儿出国留学的费用。我记下来了，时间、地点、人物、金额……都记了。”
他又翻了几页。
“还有这个。2010年4月，我的工地出了个小事故，一个工人摔伤了腿。本来已经协商好了赔偿，但突然有记者来采访，说我们‘罔顾工人安全’。那个记者，后来我查到了，是赵天豪一个远房表亲。”
一页一页，吴建国慢慢翻着。每翻一页，他就说一段往事。有些是赵天豪直接出手的，有些是他通过中间人操作的。行贿、围标、威胁竞争对手、买通媒体……一桩桩，一件件，时间、地点、人物、金额，都记得清清楚楚。
王雨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呼吸微微屏住。这些记录如果属实，足够把赵天豪送进去待上十几年。但问题是——证据呢？
“光有记录不够。”王雨说，“需要实物证据。录音、照片、转账凭证……这些你有吗？”
吴建国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有。”他说，声音很轻，“但不在我这里。”
王雨心里一紧。
“当年我意识到赵天豪要对我下死手的时候，留了个心眼。”吴建国合上笔记本，重新用油布包好，“我把一些关键的东西——那个科长写给我的承诺条子、记者收钱的收据复印件、还有几段偷偷录下来的对话——都复印了一份，装在一个档案袋里。原件我藏起来了，复印件我交给了……一个人。”
“谁？”
吴建国沉默了很久。店里的日光灯管又闪烁了一下，发出滋滋的响声。远处街道上，有摩托车轰鸣着驶过，声音尖锐刺耳。
“我老婆。”他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走之前，我把档案袋交给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出事了，或者赵天豪遭报应了，就把这个交给能管事的人。”
王雨的心沉了下去。吴建国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后，就再也没了消息。这么多年过去，档案袋还在吗？她还会留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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