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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对划炮情有独钟，这与节日烟花无关。烟花太盛大、太正式了，像一个穿着正装去参加晚会的成年人，而划炮不一样，它野性、随意、充满可能性。当然也有替代品，比如左轮玩具枪，装上火药子弹扣动扳机，“啪”的一声，冒一股青烟，仅此而已。那种声音干巴巴的，像拍了一下巴掌，毫无余韵。但划炮不一样——划炮可以扔进水里，可以塞进瓶子里，可以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引信，可以用各种方式制造各种效果。那种快乐是创造的，是探索的，是让人上瘾的。
然而，奶奶并不喜欢我买这些东西。她认为划炮、弹弓、火药枪这类东西属于危险物品。她常说：“玩火尿床，玩炮瞎眼。”这话我听过无数遍，但从来没当回事。如果万一我出了什么意外，她没法向我父母交代——这是她真正的担忧，不是迷信，是实实在在的恐惧。当时的我并不懂这些。提起父母，他们早在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去了青海开裁缝店。青海在哪里，我当时完全没有概念，只知道很远很远，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远到连过年回来都要提前好几天动身。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我管她叫“奶奶”，但其实她是我外婆。我们那里的叫法，外婆也叫奶奶。
记得一个周末的早晨，奶奶早早起来下了地。夏天的天亮得早，她五点多就出门了，临走时在我床头放了一杯凉白开，杯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多喝水”三个字——那是她仅会写的几个字之一。我从床上醒来，阳光已经从窗户缝里挤进来了，在地上画出一道明亮的光线，灰尘在里面跳舞。我撑着旁边的桌台爬下床，揉着眼睛打了个哈欠，然后瞥见桌子上的电话机旁边散落着两枚一元硬币。硬币在晨光里闪着银白色的光，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两颗被人遗忘的星星。
我拿起来看了看，正面是牡丹花，反面是国徽，边缘有一圈细小的锯齿。我没有多想，甚至没有犹豫，就好像那两块钱天生就是给我留的。我把硬币揣进口袋，沉甸甸的，走起路来会发出“叮叮”的碰撞声。我偷偷溜出家门，沿着田埂小跑着去了村口的小卖部。小卖部是一间红砖房，门口摆着几箱空汽水瓶，玻璃门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一个白胡子红衣服的老头举着瓶子笑。我踮起脚尖，把两枚硬币拍在柜台上：“阿姨，两包划炮。”
阿姨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从柜台下面的纸箱里摸出两包红色包装的划炮，放在柜台上。我抓起划炮，转身就跑，跑到半路才敢停下来喘气，然后把划炮小心翼翼地塞进裤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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