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柯接过行政院大印的那一刻，心里大概还在盘算着如何在最短时间内稳住局面。
他毕竟是孙先生的长子，在国民党内人脉深厚，身后有粤系和改组派撑腰，手下也有一套从广州带过来的文官班底。
然而当他推开财政部的门，看到空荡荡的走廊、被搬得干干净净的文件柜和连一个办事员都没有留下的办公桌时，所有的自信都在一瞬间冻结成了冷汗。
1931年的宋子玟，身兼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一手执掌全国税收、国库与国家银行，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体系的缔造者，同时充当政权与江浙财团的核心纽带。
全国军政经费、内外债发行皆仰仗其筹措。他选择与蒋共进退，直接切断财政链条，导致财政崩溃。
此时蒋校长和宋子玟留给孙院长的，不仅是一个空荡荡的国库，更是一部已经彻底坏死的财政机器。
全国每月刚性支出至少需要两千两百万银元，而真正能收上来的税款只有上海一地每月六七百万的关税和统税，每月赤字高达一千五百万以上。
更让他绝望的是，宋子玟临走前不仅带走了全部账册，遣散了所有科长以上人员，还在国库账面上留下了一千万银元的银行欠款，新任财长黄汉梁接手盘账时国库余额为零。
孙柯的粤系背景成了他敲不开上海金融大门的那把锁，此前宁粤分裂时他在广州另立政府，公开宣布不承认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还截留过粤海关税收，这些事江浙财团的银行家们记得一清二楚。
黄汉梁在上海四处奔走，得到的不是推脱就是沉默，没有一笔贷款愿意流入这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的账户。
东北战事导致关外税收已全部丧失，各省军阀截留地方税款，蒋系控制的省份更是拒不配合，中央实际能支配的只有上海的税款。
孙科被迫做出最后的挣扎，提出停付全国内债本息六个月、挪用公债基金维持军政开支，消息一出上海公债价格应声暴跌，银钱业公会和商界联名通电抗议，公债信用濒临崩盘，这个方案很快被彻底放弃。
他多方奔走最终只筹到了三百万银元，按当时的军政开销仅够维持四天，而新任财政部长面对的是一台根本不运转的国家机器。
他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对陈铭枢说了一句：“这个行政院长，不做也罢。”
蒋校长和味精、孙柯的差距其实就是江浙财团和广东财团的差距。
江浙财团以上海为基地，由江浙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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