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的时间里律师为他伪造了真实的“狂躁症”和“妄想症”的精神疾病证明，当然第一次诊断和治疗时间是在案发的一年前。还为他用钱收买、未必恐吓或是利用权力等手段，让所有出庭作证的证人统一了口径——演员的妻子“其实”早已出轨，而她的父亲常年酗酒并且经常威胁演员要杀死他……
在这么多证据和陪审团半数陪审员以及法官的“帮助”下，他重获了自由。
尽管人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成功的钻了一个法律上的漏洞，为此帝国议会提出了关于《辩护法》的修正议案，律师介入案件必须在一次审讯结束之后。
看似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一样存在着漏洞，就像凯文所说的那样，越详细的条款，漏洞也越多。而这一次，漏洞就出在警察局方面。怎么审讯，审讯的力度如何，都是警察局里面的警察说了算。以前他们需要律师买通证人，现在他们需要律师先买通警察，他们……就是那些罪犯。
如果抛去其他的因素，第一次审讯的确非常的重要。罪犯被逮捕之后肯定处在一个心态失衡的状态下，既然能够被批捕，就说明警察们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但是关于到底掌握了那些证据，重不重要，坐在被审讯位置的家伙肯定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有可能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而这些话，将作为最直接，也是最有利的证词用于最后的庭审。
杜林不一样，史蒂文亲眼看着杜林坐下来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发现了杜林与其他人的区别。他太冷静了，进门的时候从容的样子根本不像是要接受审讯的嫌疑人，就像是来走一个过场一样。所以，他决定试探一下普朗多，普朗多的缄默让史蒂文明白，这件案子可能还有其他内情，所以他决定暂时“放弃”这一次审讯。
接下来就如同走过场一样，他不断拿出一些收集到的证据指控杜林一项项可能涉及的犯罪行为，都在杜林冷静理智的回答中回避了自己的责任。越是这样，史蒂文越是觉得这一场审讯有问题，同时他内心中也有一些疑惑，现在的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生活在这座城市中史蒂文理所当然的见到过太多黑暗的事情，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主持正义和公理的一方，哪怕他头上顶着代表了公平与正义的警徽。该认真的时候认真，该装糊涂的时候装糊涂，他的身体很不好，他不想自己最后死在一颗子弹下，而不是死在病床上。
他见识过太多因为心怀正义感葬送了自己生命的后辈，所以他理智的选择了最合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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