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新政中虽然名义上禁止纳妾与蓄奴，可是却允许义子义女养子养女的存在，并认定非婚生子女也拥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并且户主拥有对个人财产充分的遗嘱分配权力。除此之外还认定所有成年群体都拥有属于个人私有的财产权。进一步瓦解家族做为“公共公社”的职能。
这些法定政策因为检举法则带来的实效也在不少地方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可是因为平叛刚刚结束的余威，并没有多少人敢在这个时候兴风做浪。围绕着继承权和财产法权，海内各地不少地方在崇祯九年的春节前后都陷入了危机与风波之中。整个政权在崇祯九年春节前后的时候仍然在动荡和不安中渡过。
同外界的不安所不同的是，萧轩却没有打算让这种紧张的氛围影响到宫内，除夕之夜虽然没有再次大摆庆功宴席并亲自出席和组织活动，却也安排了不少归来军官们的婚宴乃至庆祝活动。
中央学院才是萧轩在临近春节的日子里最为重视的地方，并同校园内的不少核心工匠乃至孩子们一同游乐。这让负责安全的暗卫们着实费心费神了不少功夫。按照暗卫们的看法，就算是在玉池或者小迷宫内荒淫游乐，也比在这种地方要安全多了。
归来以后在不少领域的忙碌，也让此时的萧轩感觉到新的皇权模式所带来的好处，天子并不需要组织一批亲信处理大部分内外奏报，很大一部分地方上的事物和监察活动由法堂系统、乃至几乎没有多少禁忌的各地私人报刊杂物来负责，如果不考虑军权地位乃至对情报领域及更为关键的兵库、财库，核心军工方面的控制。整个王朝在连续多年剧烈的动荡和变革之下开始逐渐具备了一些君主立宪社会的影子。
在新的秩序开始构件起来之后，一切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在不断的向前运转，虽然此时依旧似乎有些步履蹒跚问题百出，可却开始拥有了一个新兴社会的影子。
其实也就是在此时，萧轩才感觉到了社会革新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如果不是冒着几乎相当于一场革命的风险连续经历两三场内乱战争。仅仅只同那些旧人们在规则范围内搞斗争打政治账，那么就算是花上两个执政周期很长的有位君主一百年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够哪怕做到彼得大帝程度上的改革。毕竟在中华的附近，并不存在欧洲核心地区临近地方那样的竞争。
当然，此时的萧轩也突然有一种感觉，即便在这个时候，整个世界大变局带来的动荡期还并没有真正的落幕。正如萧轩预料的那样，千里加急文书在崇祯九年正月初五的时候送到了宫廷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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