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问题了。
以前的时候为了应对这种问题，萧轩也积累了不少经验，那就是“厂长负责制”同比较高的奖惩原则相结合，并且中央要有秘密的情报线在这些行当范围内提供可供对比和参考的情报。
因为此时的大明并不是一个九龙治水，因为历史原因而山头派系林立的官僚国家。而是君权拥有很大实际权力的，统治构架比较完善的政权，因此在近现代一些官营单位曾经面临过的弊病在此时却并不难解决。就像苏联的计划经济公有制在斯大林那样的强君手中，后来一些比较凸显的弊病也往往体现的比较轻。就连莫斯科的蔬菜供应都没有后来那样的问题一样。
何况，此时的企业管理难度同发达工业时代远不一样，毛利率在21世纪初能达到四五成，净利润率能达到两三成的工业企业，那都是国际一流或知名的高科技行业。而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很多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是承受一半的负担也都有很大的利益可赚。整个“官营企业”的人数规模也不过几十万而非后世几千万的规模。采用“厂长负责制”和“君主负责制”相结合的一些办法，类似朝鲜人民军、两蒋台军那种“特务治军”的办法还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
当然萧轩也不是没有想到过一些人曾经鼓吹过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然而，萧轩听说过这样一些集体色彩浓厚的企业，却从没有听说过能够搞的十分成功的这种性质的工业企业，并不认为这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公社实验不可行”而是应有源自自身的一些根本弊端。正如美国的汽车工会都没有给整个行业带来好的效果。又怎么能指望所谓的“工人参加管理”不会成为派系斗争的新博弈者呢？在私营企业内萧轩或许会考虑这样的平衡力量，可是在官营行当内，萧轩还是没有“再试失败路”的打算。
就这样，萧轩在着急了内情部的不少资料分析员开始对整个中纺的管理层来源和身份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梳理，果然发现了不少“战友关系”“亲戚关系”“同乡关系”并简单粗暴的进行了一次“管理层清洗”不惜提拔一些表现突出的技术骨干成为新的管理骨干，以及新的负责人，整个“中纺”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整个中纺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没有如同萧轩所担心的那样有“两参一改三结合”带来的诸多“社会主义病”，毕竟，工人成为“资本家及其走狗”跟“工人参与管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回事。
当然萧轩也知道，这种办法应该并不适合整顿北方不少类似于奴隶劳动制的煤矿单位。不过多年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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