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来考察和进行艺术思考的作品。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队伍同样民以食为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军队的后勤保障如何展开，这是关系革命斗争成败的关键。小说中，王幼勇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攻打红安县城后，三万衣衫褴褛的苦难兄弟因为没有粮食准备，饿着肚子喝干举水河河水的场面撼人心魄。
在那血雨腥风贫穷落后的年代，衣食住行尤其是吃饭的问题或许比革命本身更加迫切。
因为革命队伍的主体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没有土地的穷人，他们之所以参加革命就是要解决有饭吃、有衣穿的温饱问题，这是土地的命运也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命运。
作品主角王幼勇作为一个时代的新青年和知识分子，在革命的洗礼中成功完成了党赋予他着手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任，建设银行、发行货币。
而为了经济建设，作为苏区苏维埃银行行长的王幼勇与舅舅傅立松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地较量，比枪林弹雨中战场上的生死较量更加惊心动魄。
作家何存中在这方面的情节设置和细节描写，凸现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因此《太阳最红》在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方面的新开拓，无疑是中国战争文学的重大突破和重要收获。
伦理与道德是人类的永恒话题，也是文学始终绕不开的情结。《太阳最红》典型地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集中在一个家族的内部矛盾中。
具体的说就是姐姐和弟弟（傅大脚和傅立松）、外甥和舅舅（王幼勇兄妹和傅立松）之间的矛盾。
而这个矛盾是扎根在血浓于水的血缘亲情和养育之恩之间，可谓有血有肉，大爱大恨，有情有义、大喜大悲。
而这个家族的矛盾，如果我们把它还原到历史的现场，就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矛盾，而是在革命的洪流之中突出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有人会问，王幼勇兄弟姐妹凭借舅舅傅立松的关爱而得以读书、得以享受本来属于有产阶级的生活，他们为什么革命？
他们为什么要革有养育之恩的舅舅的命？他们革命的理由或者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革命者难道不讲亲情不讲伦理吗？这实在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其实，作品中当王幼勇在接受苏维埃银行行长任命的时候，曾就这个问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有过精彩的对话。
而傅立松作为董必武的同学，当年也曾是国民革命的新青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才走上反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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