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社会各界大多希望维持稳定。如上海总商会呼吁和平，有谁“先启兵端”，“即为与人民为敌，视为乱党”。苏、浙士绅及国民党名流汪兆铭、蔡元培也奔走调停。
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宣称：“暴民政治之祸，甚于洪水猛兽，妄启战端会招列强介入，祸国殃民。”
短短一年，时局完全改观，内外形势都对国民党很不利。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指责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
袁世凯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五月十三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
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唯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
七月十三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袁的这些作法，迎合各地商民的心愿。
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
后来，袁世凯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封建专制的忧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安抚和争取了立宪派和中间势力。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这么多人的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其成分已经很复杂。
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二次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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