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意。如杜威的学生们所说：“杜威博士来华，正值大学动手革新的时候，但是我们几个人提倡的力量太弱，一点小小的风光还不配照遍全国。这时候杜威博士来了,我们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多少地方。”杜威的中国弟子希望借助于杜威“光芒”，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从而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
杜威来华，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杜威来华之后，杜威思想契合了五四时期知识界渴望的“民主”“平等”“科学”“博爱”精神，与五四运动变革社会的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杜威来华后的第一场演讲，就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会场人头攒动，“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
杜威在演讲中明确提出平民主义教育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发展“个性的知能”，二是养成“共业”的习惯。蒋梦麟、胡适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理解，前者阐释为“养成智慧的个人”“大家共同做事”，后者则结合杜威教育哲学，将两个条件具体解释为：“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和“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此后，这两个民主主义教育的条件，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至今。
杜威来到中国的第四天，“五•四”运动爆发，立即投以关注的目光。
他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在《教育哲学》中明确指出：“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他的贡献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能对于大群、对于国家。”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符合他的通过社会改造建设民主社会的理想。中国的新生势力和一些新事物也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想留下细细观察。于是，他改变了行程，两次续假延长在中国的时间。
从1919年4月30日到达中国，直到1921年8月2日离开，杜威在中国两年三个月又三天，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市，做了200多次讲演，所到之处受到欢迎，所讲内容广为传播。
杜威女儿在《杜威传》中这样描述在中国的演讲情况：“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做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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