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先所预大致相符。这就使他倍感自信。
1939年8月3日，胡适又向蒋介石发送一份详细报告，阐述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他反复强调，虽然世界大局的发展并非中国所能掌控，但是中国的坚持抗战仍然是强迫日本在国际上冒大风险的最有效方法，而这也是中国唯一能够做到的。
胡适列举了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些措施去证明它们全部都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把美国1917年和1939年的态度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胡适认为世界大局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因为美国政府单方面废止美日商务条约只能迫使日本面对左右为难的选择，那就是要么向美国让步，要么导致美日关系全面破裂。胡适接着以他本人对于日本国民性的了解作为依据，预测美日关系破裂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
毫不奇怪，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认为胡适言之有理。因为胡适终究是中国人中最有资格解释和分析美国政治社会现象的权威，他的言论当然具有分量。再说，蒋介石本人也希望事情的发展果能如他所愿。
因此，一直到1939年初，蒋介石依然习惯性地透过胡适去看中美关系。当蒋介石在1939年4月18日初次听说罗斯福刚刚把大西洋舰队部分兵舰转调到太平洋地区时，立刻感到非常振奋，认为罗斯福终于拿出勇气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了。
因此，在一段时间里，“苦撑待变”基本上成为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
而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持久战的思想，与胡适的“苦撑待变”。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持久战和苦撑待变显然是同一思想。
胡适的“苦撑待变”的思想，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重要的意义在于：“苦撑”可以使国人认识到这场战争的长期和艰难。而“待变”则可以使国人看到前途总归是光明的，所谓希望在前，可以激发起克服眼前苦难的决心和勇气。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胡适多年主张的“苦撑待变”终于变成现实。次年5月17日,胡适致信翁文灏、王世杰说:“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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