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安迪•葛洛夫不在场。
“葛洛夫呢？”唐焕诧异地询问。
“他去参加一个临时会议了。”葛洛夫的助理回答道：“他走的时候，见你们讨论得十分认真，就没有打扰您，非常抱歉。”
“没关系。”唐焕微微颔首，“我去找他好了。”
这次来英特尔总部，除了顺势和对方谈Intel iAPX 432项目的合作，唐焕还打算单独接触一下安迪•葛洛夫。
对于主营业务从存储器转型为处理器这个重大问题，英特尔三巨头当中，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因为种种原因，态度都非常保守，只有安迪•葛洛夫表现得非常积极。
可惜的是，安迪•葛洛夫在英特尔里的地位，只是一个唱黑脸的严格企业管理执行者，一旦涉及到如此重大的决定，话语权就非常有限了。
但唐焕仍然希望从安迪•葛洛夫这里打开缺口，盖因他看中了英特尔的半导体工厂。
如果英特尔决定转型，那这些多余的存储器生产线势必需要处理；即使英特尔对于转型问题举棋不定，可在当前日美半导体大战的情况下，出于降低成本的考量，将工厂迁移一下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而唐焕想要给出的目的地建议，就是中国大陆。
由于看好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在冷战大局势下的制衡作用，美国频频伸出橄榄枝，而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也积极回应，两国关系急剧升温。
邓首长于1979年1月的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高级别的重要交流。同年3月1日，两国正式在北_京和华盛顿设立大使馆。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又在8月份，对邓首长的访问进行回访。
随着双方高层与工作层级接触的加深，两国开始在更广泛的议题上进行对话，包括全球与地区战略、政_治、军事、裁军、联合国以及其它多边组织事务等，并签署了多个双边条约，特别是在科技与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以及贸易交流。
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合作条约》，以及在1980年9月签署的海洋领域、民航连接等方面的一些条约。
1982年5月，美国副总统老布什再度访华。
1982年8月17日，中美又签署了第三个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
在1984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这两项高级活动已经蓄势待发了。
简而言之就是，现阶段中美关系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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