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藩当日回到发审局签押房，又给理学大师、也是自己的师傅唐鉴单发了一函，向他通报自己到省城办团练的事。
当晚，曾国藩为了向与己交厚的京官、同僚表明心迹，又给京师的一位戚亲草函一封。
函曰：“十二月十三日申刻，湖南巡抚专差送到兹文。十一月廿九，奉旨命弟在本省帮同办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弟闻讣到家，仅满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权厝，尚思寻地改葬。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遽出而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且所办之事，亦难寻头绪，若其认真督办，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再四思维，实无裨于国事。是以具折陈情，恳乞终制。兹将折稿寄京相好中如袁、毛、黎、黄、王、袁、宠诸君，仅可令其一阅。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吕鹤田有欲阅者，亦可以阅。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面办事，陷于不孝也。
弟自奉旨后，始知汉阳失守，乡间音问难通，即县城亦无确信。”
函中所提的折子，就是曾国藩想写而未写的辞缺折。这篇辞缺折，曾国藩到底写没写呢？曾国藩写了，但不是要上给朝廷，而是留在自己手里给人看的。当时的读书人，大都是一些读死书的迂腐之徒，他们所坚守的信念是：丁忧便丁忧，天塌下来也要坚持丁忧。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改变自己的信念。鉴于这种情形，曾国藩不能不给自己寻个退步。要知道，大清打出的治国招牌是以孝治天下，他又是礼部侍郎，自应把孝道列在首位。
虚伪也好，不诚也罢，终归，曾国藩有自己不可言说的难处。
此信发走，他第二天又马上紧跟一信：“前信写就，正拟专人送至省城，请张抚台代为发折，十五夜接张抚台来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胜骇叹！郭筠仙于十五夜来我家，劝我到省帮办团练等事。弟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惧，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即于十七日由家起行，廿一日抵省。先以稽查城内土匪奸细为要务，其次则勤于操练。江岷樵所带之壮勇二千，甚为可恃，即留于长沙防守。弟又招湘乡壮勇千名，亦颇有纪律，若日日操练，可期得力。现在大股业已顺长江而下，只怕分股回窜，不得不严为防备。幸张抚台明决，勇于任事，乡绅亦多信吾之言，或可办理得宜。”
三天后，罗泽南、刘蓉、郭嵩焘带着王錱、李续宾、李续宜等罗泽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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