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皇甫嵩、朱儁商量完贼寇俘虏的处置事情后，伏泉便带人出了官舍，准备拜访长社士族。
毕竟此生第一次来颍川，而颍川又是和自己老家徐州一样，在汉末三国出了名的是人才集中地。虽然自己这外戚身份可能不受那些颍川政治士族的待见，可是说到底自己也是出身大儒世家，汉朝的两千户阳都侯，就算他们不待见自己，不欲见自己，也得看自己背后的家族和政治背景的面子上，和自己一叙。
想到颍川郡在后汉以来崛起，可谓是备产精英人才，许多名士、或书法、或谋略、或律法等等方面的精英都是颍川人，伏泉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去拜访这些精英。
至于颍川郡能突然如此厉害的原因，在伏泉看来，则是有多种原因交替，而且除此一地，天下其他州郡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才盛景，即使是徐州、益州这样的汉末人才库，在某些政治方面，也比不过颍川的政治人才。
原因其一，汉承秦制，有汉以来，对律法非常重视。前汉武帝“外儒而内法”，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可“纯任德教，用周政”，入本朝以来，虽儒家的学说传播越来越广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有许多的世代衣冠，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的律法名家。
特别颍川这个地方，春秋时属郑，后郑国被韩国所灭，又成为韩国的都城和主要势力范围，从郑国时的子产铸刑书、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再到韩非在战国末期集发家思想之大成，以及汉初的郡人贾山、晁错、韩安国等极力推崇刑名法术，从而逐渐地在颍川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的社会风气，其中阳翟郭氏、长社钟氏便是此中的翘楚。
其二，自后汉伊始，颍川郡旁的汝南郡内，原有的西楚士风开始渐渐转变，演变成为放荡不羁、敢于犯上的士人风气，之后，这种风气向着紧邻的颍川郡靠拢，导致颍川郡其地的政治风气，再原有法家学术的激进勇敢风气上变得更加激进犯上，以至于颍川本土的士人更加崇尚政治，其本身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
其三，便是后汉一直绕不开的党人势力了，可以说，如今汉朝的党人势力，最初的发起点便是颍川郡。而颍川郡也正是因为党人势力的存在，在整个后汉，甚至于汉末三国，都确定了自己独树一帜的一面，以至于魏晋时期，颍川郡甚至豫州士人，在整个天下都有不可比拟的名望和势力。
之所以如此，那便是颍川名士互为交结，相与婚姻，吏俗朋党的情况，特为紧密，为其他郡县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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