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桓说的也并非是错，须知朝廷之中每一道政令，都是经过缜密思虑的。
就比如这河工，所谓治标和治本，其实都是取舍问题，与好坏无关。
就比如要堵，自然要时刻面对河堤决口的风险，可是损失却是间断性的，一个河堤，大致也就三四年决口一次，损失还能承受。可是要疏，就要有蓄水的地方，那么就可能要迁徙数县的人口到别处去，将数县的土地变成汪洋了。
方提到堵疏两个办法的时候，其实所有人的心里都在权衡，堵虽不是好的办法，可毕竟损失不大；而疏非但要糜费万金，而且还要大量地征调徭役，要迁徙人口，这阵仗就大了，说不准是要激发民变的。
所以朝廷的决策，每一次都是左右权衡利弊之后小心谨慎执行，因为任何决策有好就会有坏，而任何一个决策都会让人欢喜的同时也有人愁。比如汉武帝北伐匈奴，对于边镇的百姓来说，朝廷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匈奴之患，当然是高兴都来不及。可是对关内的百姓来说，为了解决一个匈奴，大量地糜费朝廷的钱粮，大量地征调徭役，透支国力去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对他们的利益就有损了。
金戈铁马，一劳永逸，固然让人向往，可是穷兵黩武，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汉武帝之所以能名垂青史，并不是他有出击匈奴的决心，而在于他出战的决定绝不是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经过缜密思索，反复的推演，在确认国库足以支持，汉军胜算极大的情况之下，痛下决心，如此，奠定了这千秋伟业。
同样是出战，隋炀帝就不同，隋炀帝征高丽，靠的却是一时意气，只因高丽不肯朝见，便勃然大怒，三征高丽，不考虑国库能否承受，也不考虑高丽的军力和地理，贸然出击，铩羽而归，因此又二征、三征，凭的全是一时意气，虽然后总算胜了，结果却是得不偿失，国库空虚，后也成了大隋灭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说白了，打仗是好事，也是坏事，发动战争会有人支持，也会有人反对，因为世事本就没有绝对，任何一个决策，都会有人得益，有人受损，重要的是，朝廷的决策需要考量，需要反复的思索，要推演，甚至要小心翼翼的尝试，能推广。
而赵恒一拍脑袋，便作出梳理河道的决策，这在群臣们看来，就实在有点儿像那句传说中的何不食肉糜了，都是白痴的一种昏话。
许多人暗暗摇头，不过文武们对赵恒早已失望透顶，倒也没人心寒，反而有不少人看笑话。
赵桓见他的话无人回答，心里又怒又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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