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之心。”董文柄看看忽必烈的脸色，小心翼翼的奏道。这个对策，算是为了大元，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身后之名。“所以，欲灭残宋，必先收其人心。否则，前方平叛，后方百姓又反，腹背受敌，进退失距。此乃达春所以困，刘深所以败之主因也！”
“有道理！”忽必烈点点头，赞同董文柄的分析。如果没有北方的叛乱，他当然可以调集全部人马，把江南各地屠成牧场。但此时，面对北方海都等人巨大的压力，一个稳定的江南作为后方，显然比一个四野无人的江南对朝廷更有利些。至少，大都等地的粮食，每年还必须从江南征集。在蒙古贵族口中，江南的白米，显然比北方的黍物（蒙古食品，做蒙古炒米的主要原料），咀嚼起来味道更佳。
“所以，万岁可令那些失地流民，各归故里。着地方官给其田。给其种子。凡管军将校及故宋贪官，有趁社稷交替之机渔夺百姓田庐、产业者，着各省官员将掠夺之物，归还原主。凡居民开荒自养者或小本行商，其田租、商税，酌情减免。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等课程，从实办之，不得随意征收。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等名目花样，悉除免之……”
董文柄的语调缓和而郑重，提到治国之策，他身上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无人能比的自信。“故宋朝廷捐税少，但各地官员私下名目甚多。陛下减免之，百姓自然念大元，而忘大宋。而江南之地，雨水过多。适于农渔，而不适于牧。此时江南百姓，十仅剩其一。陛下鼓励其开荒，授其田产，每人料可得地数十亩。此乃平头百姓毕生所望也，得其地，必忘其主。如此，数载之后，谁还知大宋乎。文贼收买人心之策，亦随之败。天下必可大定！”
在董文柄的记忆里，大元朝的确在江南征服之地，曾经试行过一段类似的善政。但不久就随着消灭残宋势力目的达到，而废弃不理。而现在，为了从政治上与文天祥较量，必须重提这些怀柔之策。董文柄从流传于民间的报纸和坊间巷里的流言中，敏锐地感觉到了文天祥在福建所行的新政给破虏军带来的好处。对付福建新政的办法，怀柔好于打压。大元朝疆域广，本钱足。跟破虏军比收买人心，轻易不会输掉。况且这么做，还会在百姓口中，为自己这些投靠了北元的儒者留下爱民之名。百年之后，论及是非功过，至少自己的举动可以说附合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酒徒注：纵观忽必烈一朝，随着蒙古、汉、色目三方势力的角逐，政策变化很大。同常是一边下旨减税，一边将税务“承包”给色目人，任其狂敛。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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