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武，除了脸上多了两道疤痕，这小伙多帅呀！
改制禁军的折子一递上去，便在朝堂上引起一阵轰动，便连列属二皇子的户部尚书孙骁晓亦对此事大力赞成。旁人不知，他孙骁晓可明白在这无战事之时，数十万禁军可都是白拿兵饷的，再加上其妻子儿女，全靠帝国养活，负担之大，已成为上至皇帝，下到有识之士心中的一块心病。往日百官回避这个话题，便是因其太过沉重，每年只禁军的军费便已高的惊人，徜若再过数十年，这个庞大的帝国迟早会被这养兵之法给生生拖垮。
韩太傅的这个折子风险较小，或是有可能解决或缓解禁军这个帝国特大号包袱。不过法子虽好，就怕实施起来有些困难。那些禁军中的中高级将领肯定是这个法子的最大阻挠者，一来空报虚饷等事在各地都屡有发生。二来禁军的生活方式早已根深蒂固，突然改变，难免会出些乱子。若是控制不好，便会引起较大的骚乱。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韩太傅的折子中提出，要鼓励百姓经商，使物备民丰，帝国强裕。
这才是一颗重磅炸弹，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是重农轻商。尊元大帝曾道：“……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
依尊元帝的雄才大略，仍说商人重利轻义，舍本趋末。可见述说商人之坏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对于帝国来说，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商人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而在经商的过程中，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自然而然地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
内阁次辅王符和大学士杨错立上奏折辩驳，虽是赞同改制禁军一事，却对鼓励百姓经商一事大为批判。
王符折子上道：“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杨错则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徜若重商轻农，人人言利，帝国风气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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