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又在倭国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省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为“国旗”，并制定基本国策为：和平联倭，反先锋军、*建国。
就任政府统帅、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光头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
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倭国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追随主子倭国参加《国际防共协定》。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
并且还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倭爱国人士，配合倭军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倭阵线；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伙同倭军实行反先锋军、*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
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在文化教育上，施行奴化教育。
重庆各界声讨汪精卫叛国集团投敌卖国的斗争，大致经历了两个*：第一个*是汪精卫投敌叛国罪行披露，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职务之后，重庆各界人士即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拥护国民党中央的决议，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叛国罪行，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
第二个*是汪伪集团在沪市与倭国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并于南省粉墨登场。在重庆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发出通电，怒斥汪精卫一行“背党叛国，通敌求和，违反国策，惑乱人心，固革命政党所不容，亦全国人民所共弃。”
华夏人民党在重庆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于公元39年1月2日以《汪精卫叛国》为题发表社论，痛斥汪精卫集团的民族失败主义谬论及其叛国投敌罪行。
并且到公元39年6月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时，海内外先后呈请通缉严办汪逆的文电多达1000余起；
在内蒙古先锋军根据地内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华夏分会、华夏国民外交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戏剧界、音乐界、木刻界、美术界等100余个文化团体，联合发出讨汪宣言，称汪精卫叛国投敌！
“百死不足蔽其辜”，号召“全国文化战士，奋尔斗志，振尔戈矛，扑杀此獠，遏绝祸乱。”
重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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