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正的天潢贵胄，天子家人，而郡王只能算是远亲，视作臣子。
在宗法社会，这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阶层。
“殿下厚爱，臣累世难报！”朱常洁道：“只是殿下，郑王爵乃是家祖七疏以辞，神庙老爷下旨褒奖，又命臣承袭了东垣国社稷，臣如何敢有违先人本心？”郑王室与帝室之间颇有一段家族故事。
朱载堉的祖父朱祐檡原本袭封东垣王，后来承袭郑王藩。父亲朱厚烷在嘉靖六年袭封郑王，以节俭、正直、博学闻名。
二十九年，朱厚烷上疏，谏言嘉靖帝修真误国，嘉靖帝大怒，将郑国使者下狱。
正是这个时节，盟津庶人朱祐橏乘机上疏嘉靖帝，劾朱厚烷四十大罪，以叛逆罪为首告，几乎是要置他于死地。
有明一朝的藩王叛逆并非没有先例，但也不至于风声鹤唳，听风便是雨。
故而嘉靖帝以驸马、中官前往郑国聆讯。其复奏郑王并无叛逆罪，但有
“治宫室名号”
“拟乘舆”这样的僭越行为。嘉靖因此削去朱厚烷王爵，降为庶人，发往凤阳，高墙禁锢。
直到隆庆元年，朝中兴起平反风，朱厚烷才恢复郑王爵位，同时还加给四百石俸禄，返回怀庆王府。
万历十九年，朱厚烷薨，谥号
“恭”，为郑恭王。朱载堉作为恭王嫡长子，理所应当继承王爵。而且朱载堉在朱厚烷圈禁凤阳的时候，以父王无辜被系，儿子不能享乐为由，在王府外筑了一间土屋，藁席独居十九年，连年上疏请求释放其父，孝名远播，可谓名至实归。
然而从万历十九年开始，朱载堉接连七次上疏万历帝，要求辞国，这也就是
“七疏辞国”的典故。之所以朱载堉如此坚持，却是因为郑王室内部的另一桩公案。
那便是盟津王室与东垣王室之间的纠葛。当初，郑简王朱祁锳有十个儿子，其中世子朱见滋便是日后的郑僖王；次子早夭；三子盟津恭懿王朱见濍；四子东垣端惠王朱见?
?——乃朱厚烷的祖父，朱载堉的曾祖父。当时盟津王朱见濍的母亲被郑简王宠幸，想为朱见濍夺嫡袭封，结果失败。
后来朱见濍窃去世子金册，郑简王将之索回，他便埋怨其父，不再朝见郑简王，行为日益恶劣，其中自然也少不得说了些
“老不死”之类的怨言。郑简王上奏成化帝，使朱见濍被革为庶人，故称
“盟津废人”。及后，郑康王朱祐枔，朱见滋嫡子，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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