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逃亡，鞭笞后发回原主，三次逃亡处以绞刑；收留逃人的窝主则由处斩。
这样轻重颠倒的原因并非多尔衮脑残，而是因为此法的立意就在于
“保护财产”。如果逃了就杀，那对奴主而言不是一样损失巨大？然而这对于逃人而言，等于有了皇帝给的
“护身符”。逃亡中若是被人抓到，原本可能死于乱兵刀下，但现在只要高喊
“我是逃人”，就可以只挨一顿鞭子，然后回去养伤筹划下一次逃亡。此法一出。
逃亡之人不减反增，明军也开始有意识地接应逃人，就连冬天不出海的渔夫也开始出海，只要能够接到一个逃人送回山东，官府就给一两粮票。
满洲权贵非但不认为这是立法的问题，反而认为是地方官员故意放纵、窝藏逃人。
因为现在满洲人不可能出任府县一级官员，所以这种说法只是变相的
“汉官可疑论”。在朝堂上的汉官自顾不暇，哪里会为下面的地方官员出头？
地方官员对于缉捕逃人这种事原本就很恼火，更是纷纷上疏请求废除此法。
满洲人自然不会理会这些汉官，为了强调自己追回
“财产”的决心。反而下旨从重处治：“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十家长、百家长类似里甲村老一类，也都是汉人。
此法一出。满清府县官员畏逃如畏虎，逃亡的民众进一步扩大，华北甚至出现了整村逃亡的盛况。
于此同时，回到济南的朱慈烺连夜见了吴甡、李遇知、李邦华、孙传庭等人，商定整夜，终于决定在朝堂上推动《特赦令》的颁发。
《特赦令》针对的对象是从贼、事清官员。其中闯逆的特赦范围从李自成以下，尽皆赦免；献贼的特赦范围是张献忠之外，尽数赦免。
满清方面则更为复杂，除了首恶和汉奸罪在不赦，其他大小官员，不拘汉满蒙古朝鲜人等，皆可宽赦。
之所以将满蒙朝鲜也列入其中，乃是特赦令中还规定了起义、投诚、投降、就擒四等情形。
起义是反戈一击，于明军战局有利者。按照《特赦令》，起义者非但赦免本罪，还能叙功。
投诚则是在两军对垒时，带领部下反正，而没有倒戈一击。这种情况也能叙功，当然功劳不会很大。
被逼无奈者为投降，负隅抗抵者为就擒。投降可以赦免死罪，就擒就只能特赦减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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