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利的——否则也就没人肯诡寄别人名下了。正是因为朝廷正税、赋役的压力比投名诡寄要重太多，才造成了这种非法兼并。
真正影响社会生产发展的却是高利贷。
明朝并没有专门的放贷机构，至于传说中的票号，那是顾炎武和傅山为了反清筹款才发明出来的商业模式。
目前放贷多是声誉显著的大商户和大家族，他们将获取的利润投入贷款市场，以高息收回，本身没有进行生产工具的改造，对生产力没有推动，同时又剥削了其借贷者的再生产能力。
《大明律》规定民间放贷利息不过三分，同时是不论年月，只能一本一利，利息不能计入本金再取利息。而后来富家借贷，多取复利，所谓“利滚利”者。再后来朝廷为了禁止这种复利盘削，规定“不拘年月，利息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缺乏金融控制力的法例显然没能发挥作用。
若有人按照月息三分，也就是百分之三的利率放贷，已经是悲天悯人的大善人了。绝大多数高利贷者都超过了“三分”这个限度，苏州甚至出现过两石本金，而月息就取了一石的超高利率。
而明朝高利贷的普及程度之广，却是从官员到百姓无有不涉及的。这次所有被东厂查出触犯国法的勋戚，无一不在这高利盘削问题上犯有重罪。(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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