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湛的一番侃侃而谈，确是为了说明刘昙这回之所以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
“自太宗帝灭南越一国，收大周辖治，起初土族多生暴乱而不服教化，朝廷为镇乱局而多消耗，武宗之后虽有改善，为行教化德治，曾经也花废许多力气，数回鼓励民众南迁，鼓兴农耕，逐渐同化土夷蛮族，却一直实行轻徭薄役，使南越之民休养生息而服从管治，这一善政的确大见成效，岭南虽远离京治，近百载以来，也时有汛涝、飓风之灾，然而百姓却并未遭遇离乱饥寒，并非时人以为贫脊凄苦。”
更不说自从在广州设置市舶使以来，引蕃舶往来，致使商贸有了极大发展，当地大族富贾财产剧增，一定程度上当然也会让百姓受益。
那么按理来说，广州都督治下应当安平富足，能得安居乐业的百姓何至于逆谋暴乱？
“是刘昙利用仁宗朝察隐扩田之善政，厉增赋税力役，然而暴征所得却并未上交朝廷，而被其贪昧，土族更是被其胁迫，非但田税俱增，并服开矿渔猎等重役，刘昙打着朝廷旗号，却将矿产裘皮等物倒卖藩商，都督府诸多属官因而牟取暴利，只不过土族民众再也难以安居乐业，甚至不少苦累而死。”
听到这里，太后已然满面冷沉——刘昙好大的胆，当知岭南物产丰饶能供赋税非但不报朝廷，竟敢私重税收，最最可恨的是贪昧窝吞！
“刘昙虽任广州都督掌管军政，难道其辖区内诸多县令竟然尽数与他同流合污？！”太后语气肃厉，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这就要说到刘昙另一重罪了。”贺湛此时方呈案犯口供，以及诸多县令上书：“广州治下，虽有不少县令被刘昙收买，如仁化令便是其中之一，但也不是所有县令皆为贪宦，甚至不乏出身世望者，刘昙凭一人之力也实在不能尽数慑服，刘昙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故而……利用南越地处偏远朝中监管不及，私造敕书假宣圣令！”
原来如此！
太后连连冷笑，这就是为何土人作乱虽然及时平息，但刘昙却惧朝廷追根究底，打算先下手为强，将罪责尽推邵广承担！
“刘昙府中那幕僚，因为曾经长居京都，竟知邵博容与毛相有怨，故说服刘昙，称邵博容毫无根基，又因罪贬迁，若将罪责尽推其身，正合毛相国心意，必当促成朝廷重治博容，只要允准死刑，这事便能遮掩过去，想来曲江令若非为薛氏族人，刘昙亦不会为之请功，而是上奏朝廷与邵广同罪。”
当然，毛大相国这回因韦元平提醒而悬崖勒马，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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