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时，国家规模宏远，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镇压之，以诸洞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上下相维，有臂指之势。洞酋虽号知州、县，多服皂白布袍，类里正、户长。号令风靡，保障隐然。”
这是樊绰所著《南蛮书》手稿上关于历代治理土族蛮官的一段节选，让人看起来也是颇以为然的一番道理；也是周淮安想要在安南之地，继续维持下去的架构和模式。
通过武力威慑吸土蛮的血，来维持镇压他们的力量，然后如此往复的循环当中，至其逐步的削弱和开化，最终不得不接受潜移默化的现实，而成为汉地之土的天然一部分。
说起来周淮安其实很羡慕自秦汉以降，那种以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能够爆发出来的全社会动员能力和源自基层的组织效率。
也正因为是这种古典军国主义政权架构下，举国一体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才能举数代之余烈横扫宇内六合，又威风八面吊打四夷九边而几无敌手。虽然这种体制到了太平年代如果不做调整和转型化，很容易再高压下成为培养陈胜吴广之流的土壤；但是在王朝衰微的乱世之期，却是极其具有竞争力和优势的。
只是到了东汉以后随着世家门阀的兴起，政权在民间基层控制力经历了大幅后退与地方势力的妥协；虽然历朝历代几经兴勃往复，从氏族门阀到士大夫，各种阶层换了一茬又一茬；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上层建筑的演变愈发精密；却是终其历史始终没有能够回到原来的水准上去。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通过土改工作队和生产资料公有化运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体系建设，才在时隔两千多年之后将政权的触角和执行力，重新深入到占据了国家大多数人口的乡村农民之中去。
而周淮安本身，虽然受制于这个时代生产力和社会环境的历史局限性，也缺乏相应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来实现后世那种党组织建在基层的可怕执行力；但是以“师古复制”的名义重现一些秦汉时的古典军国主义要素，再塞进一些自己后世得到的经验教训和个人色彩十足的私货，却是完全没有太大现实难度。
最多就在这个期间被士人吐槽和批判为：“重法家，师暴秦、不恤民”而已；但是如果这个“民”不是那些掌握社会语话权的地主士绅，而是大多数朝不保夕、苟延残喘的穷苦百姓得话，那也就无所谓什么的“体恤不体恤了”。
在严格的管制下凭借劳动自食其力辛苦而顽强的活下去，还是像现代的印度农民一样稍有灾荒，就只能在家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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