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秋风吹得医学中心大楼玻璃幕墙嗡嗡作响,我盯着桌上的借调文件,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边角。这次借调时长一年,如今才过去一个半月,可我已经迫切地想回长江以北的老家——不是念着北京的繁华,而是想看看父母,也想逃离这座城市里,那些无形的落差感。
这种落差,从童年就刻进了骨子里。我的亲戚家孩子,从小在北京朝阳念重点小学、初中,校服是簇新的,课本是最新版的,放学有父母开车接送,周末有各种兴趣班;而我,在常州最差的小学和初中混到毕业,学校的操场是黄土飞扬的,教室的窗户玻璃裂了用胶带粘住,老师讲课带着浓重的方言,班里的同学大多是打工者的孩子,读完初中就跟着父母外出打工。后来我拼尽全力考上大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到工作、借调北京,可每次想起那些差距,心里还是会泛起一丝难以言说的酸涩。
借调期间,我独居在出租屋,偶然领养了两只小橘猫,取名阳阳和光光——阳光的阳,阳光的光,盼着这两个不足两个月大的小家伙,能给我单调的独居生活添点暖意。如今一个半月过去,它们快满四个月了,活泼却脆弱。春节临近,我实在舍不得把它们独自留在出租屋,可带它们回老家,却远比我想象中艰难。
北京地铁明确禁带宠物,我没法坐地铁去高铁站;咨询高铁客服后更失望,宠物托运一次只能办理一只,两只猫要分两次运,不仅折腾,费用也高得离谱。我咬着牙,决定曲线返乡:先叫网约车到高铁站附近的宠物托运点,把阳阳和光光分别办理托运,自己坐高铁到市里,再到托运点接它们,接着转长途汽车、村里的小巴车——整个路程,光换乘就要五次,耗时整整一天。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把阳阳和光光分别装进透气的托运箱,看着它们怯生生地扒着箱子内壁,发出软软的“喵呜”声,心里一阵揪紧。网约车在凌晨的街道上行驶,我一遍遍跟它们说:“再忍忍,很快就能见到爸爸了,很快就能到老家了。”
到了托运点,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反复叮嘱:“高铁托运对宠物应激反应要求高,这俩小家伙还太小,你可得有心理准备。”我点头应着,心里却没底。目送托运箱被送上运输车,我转身冲进高铁站,一路狂奔才赶上早班高铁。
三个小时的高铁,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再到县城托运点接回阳阳和光光——它们显然被吓坏了,光光的眼睛红红的,一直在小声呜咽,阳阳则蜷缩在箱子角落,浑身发抖。我心疼地摸了摸它们,来不及多安抚,就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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