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活，还要养着几百号人，关键越州药厂还有一个看不到头的前途，这让两位主官已经很头痛了。
而且越州地区，包括整个之江省都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随着大量乡镇企业的快速崛起，从吃住行全部超越了国营厂，牢牢占据了主动地位。
而原来的国营厂怎么样呢？生产效率低下，生产设备老化、产品陈旧没创新，关键还有计划指令性生产，没有一点主观能动性。
上级让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至于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卖得出去？管工人毛事？这是厂领导的事情。
而厂领导又想，卖不出去管我毛事？我的任务是怎么生产出来，至于怎么卖是上级主管部门的事情。
上级主管部门也是一头雾水，我们只是根据每年的生产情况制定计划，怎么卖难道不是你们厂子里供销科的事情吗？
就这样，三方扯皮，最后导致企业越来越困难，乃至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不过之江省有一个优点，在改革开放之前国营厂不多，特大型国营厂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大多数人都选择自己创业开厂，没资本的就当个二道贩子鸡毛换糖。
到了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开始，反而是重工业城市，尤其是东北那边的工人简直就是活不下去了。
相反，之江这边还是风平浪静，也有工人下岗，可是下岗了有那么多乡镇企业在，实在不行还可以去菜市场卖菜，总有一条活路，所以之江省的影响最小。
可现在还是1984年，工人们还没有被逼入绝境，破产潮还没有到来，下岗潮还要再过几年，所以国营厂的工人们还是挺拽的。
越州有困难的可不仅仅是药厂，比如在当地规模最大的几家国营厂如越州第一、第二纺织厂、越州机械厂等同样是困难重重。
每一家困难厂都要地区补贴，地区哪来的钱？别忘了越州地区这个时候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就农民那里收到农业税，能补贴多少？
这也是李兵权和韩丁泽非常头痛的地方，钱从哪里来？
如果让2020年的干部来回答，很简单，印钞票嘛，核动力印钞机开起来，不断印钞。再不停向银行贷款，反正到时谁爱还不还。
但1984年的干部还是比较有节操的，没钱就没钱，不会去想什么歪门邪道。
李兵权听完鲍勇的话问道：“那你说说，怎么个合作法？”
鲍勇咬牙说道：“两种方法，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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