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想去，我终于想出了办法。第二天早上，我在付永远那里吃早饭的时候顺便跟他说：“叔叔（虽然我平时极不情愿称呼别人，但是对于自己的恩人，我觉得即便硬着头皮也要叫人家一声。），我常待在你这里也不是办法，就让我给你干点杂活吧，工钱我不要，只要管饭就行。”
付永远想了想，点了点头。他安排我跟“老红军”一起收拾窑场的垃圾。
“老红军”和付永远一个村。听他说，付永远原来是他们村的村委书记，原来在家里包鱼塘赚了些钱。后来退休了，经人介绍才来李新店承包这个砖窑厂。
他那时是村里的后勤人员，付永远因为看他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就把他带过来在窑场干点杂活。他在这里挣点工资，每个月再领点“红军钱”，也够他花销了。
“那你成家了没有？”我问“老红军”。“有两个儿子。”他说。
经过一些简单的谈话以后，我和“老红军”就算认识了。那“老红军”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瘦削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左腮下面塌下的一个小窝使他说话言语不清。
据说，那个小窝是他当年在抗日战场上被子弹穿的。
我是一个想当作家的人，按说我当时应该让“老红军”给我讲讲他在战场上的故事。如果那样的话，我的这篇小说也许会写得更长一些。
可是，我当时实在没有那种心情。因为自己吃了上顿饭，下顿饭都不知道在哪里，哪里还有那种闲情雅致。
我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在付永远那里吃过早饭，然后去找“老红军”。我俩一起推着一把兜子车，有时捡捡架棚里面的烂砖坯块，有时帮忙清理出窑后留下的煤灰——————
到了晚上，我仍然睡在空了一截的塑料架棚内，下面铺几个麦秸杆子做成的稿笺，上面盖着那个付永远给的破大衣。
我那时已经有一米七三高，盖着那个黄大衣，只有露出两只脚。幸亏那些塑料薄膜密不透风，我到时不用担心被冻着。
哎，一个人睡在那里，仰起头来看满天的繁星，听着外面的风声刮过薄膜，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想起那篇小说来。哎，那篇小说究竟结果如何？有没有被出版？会不会被人冒名顶替？自己吃了这么多苦，到底值还是不值？
有时，我也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他们在家里究竟会怎样？我母亲会不会因为担心我而出来找我等等，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不挂怎样，我总算有了个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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