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前年，电视剧《雍正王朝》播出期间，有位边远省份出版社的编辑老远而来，兴致勃勃对在病榻上的我讲：“我们总编来电话，先生的小说文章我们包揽出版。不要您的书号费，一切费用全免。稿酬按规定最高的付给。”我不禁哑然失笑，回说：“多承厚意，实在感谢您和总编，不过您来迟了。”
我的这两句话都是实话。这位编辑大约出版偏居一隅，资讯不够灵动，不了解我的书稿正在为几家出版社所争夺，根本不存缴纳“书号费”之类的“初级问题”，而是用优惠条件也未必能如愿的事。然而他是诚心诚意的一脸的真挚，我不能心存刻薄，以得意之心应之，只能实话实说，我的那个“哑然”，倒其实真的有点“好笑”的意思，他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这里饱食欲呕，他还要端盘点心：“上好的白面做得又肥又甜，请用……”我不能有骄之心对他，也不能对那些争夺稿子的出版社心存感激。就我的一生而言，没有什么值得骄的事。值得我感激的人倒是不少。其中编辑这行当中，顾士鹏、王汉章和周百义三位是的。
在部队军旅十年有余，到地方又在宣传部门，我的业务工作其实是个业余记者，也写过一些通讯报道、消息新闻之类的文章。那自然和现在的文学创作是两回事。采访、写稿、投稿（或者到报社送稿），别的事就没有了，看好，你就用，不行就拉倒。吃的是工资，跑的是工作，办的是“公事”。与编辑也就没有什么私交。老实说，《康熙大帝》的第一卷是昏天黑地偷着写出来的，心里一点数也没有，既不知自己的作品是否“够发表水平”，也不知写出来投给哪个出版社，怎样一个投法。天下文艺刊物多如牛毛，文艺出版社是林林总总不可胜数，没有二月河的杯水之交。
就在这时，当时的黄河文艺出版社来人了。社长王汉章还有后来和我多年切磋磨砺的老编辑顾士鹏（笔名顾仞九）先生。他们是道听途说“南阳有个凌解放，在写《康熙大帝》”。瞎猫捉死耗子地摸过来，果真地就碰上了。我的“知名度”如此之低惊动得出版社社长和编辑数百里奔波而来，自然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拿出了《康熙大帝》第一卷的前十章给他们看，犯人听候判决似的静等他们裁定。他们看稿子只用了半天，考核我用了两天半。怎样考核呢？那招待所是单间对面床。他两位坐一床，我坐一床，他们问，我答。不谈家庭、社会，也不谈学历、阅历，全部是清史上的问题。不单是康熙，清代的十代传主全都问。不单是《清史稿》，也包括野史，大量的笔记小说，人文观念，民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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