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上面的机构太过臃肿，然后又搞什么对口设置机构。中央有什么机构，省、县就有什么机构，甚至到乡、镇都是上下一般粗，最后导致七站八所，从建国初的七八人，六十年后，一个乡、镇官僚达到两三百余人，都是体制带来的弊端。有的市副秘书长就多大十多个。助理达到十几个，吃饭财政增加官民比。极大地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几千年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由于是上边给下边发乌纱帽，造成在官员选择导向上的失误，让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谁给发的乌纱帽就对谁负责；过度追求短期行为，而没有长远打算；以政绩论英难，很多官员都形式主义，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绩工程。取悦领导，等着提拔，对民生工程不重视，造成一届政绩几届包袱。
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导致官员追求个人既得利益，着重管制审批，轻视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严重恶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不快的一个主要体制性原因。
任命官员后，下一步就是管制和监管问题。而官本位制度导致管官的机制太虚，重授权而轻监督，重集权而轻分权，最后导致虚监督和软监督，只有体制内的监督，而没有体制外的监督，缺少其它政治团体和民众的监督，新闻监督也有诸多禁区，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导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腐败问题难以根治，原因就在于此。
吕布以为，内部的反腐固然要设，当要配合着外部的反腐，内部的反腐才不至于成为某些权贵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必须要引入外部监督，发动所有的基层民众去盯着那些官员，监督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才能彻底杜绝贪腐。
朱元璋设置了都察院督察御史、巡按御史、六科给事中，还搞出锦衣卫来秘密监察官僚，结果如何，还不是越反越贪，前赴后继，实际上，究其效力来说，内部反腐是笑话，外部反腐是无奈。
吕布这三年来致力于推行全民教育，虽然因为地方官吏的贪腐，使得部分穷苦孩子暂时没有进入小学堂和中学堂，但大部分百姓都或多或少地接收到了文字教育，有很多寒庶出身的百姓都能够读懂大汉日报，特别是吕布这次反腐风暴吹过，吹醒了很多民众怯懦的心怀，他们意识到当今朝廷反腐的决心是很强大的，有了这样的民意，吕布便有了外部监督来反腐的信心。
吕布提议，在州、郡、县、乡各级设立议政院来监督各级官吏的权力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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