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跟心脏有关的病，都是有可能导致猝死的，这点孙瑞阳也知道。徐娜不是收养了一个得心脏病的同学么？刚过完十一，她那个同学突然就不行了。徐娜很讲义气地把她拉回了家，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回来之后，她就变得更冷漠了。
她说，那个同学考上北大的时候，在家里是光宗耀祖般的存在。结果一生病，基本就没有人管她了，她的治疗费用大多都是校友们帮忙凑的。徐娜把她送回家，她的父母倒也伤心了一场，但是徐娜走之前，她父母问道：“她身上剩下的钱呢？”
徐娜忍了好几天的怒气，差点儿就要爆发了，很想一个回旋踢，把这两个人的嘴巴全给踢歪。她一边痛骂理智是个坏东西，一边淡淡地扔下一句：“最后几千块钱全是我垫的，你们要是有良心，就还给我；要是没良心，就当那是我送给她最后一件礼物了。”
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亲生父母会冷漠成那个样子。被老太太讹诈过一次，又被这个同学的父母刺激了一次，徐娜更加偏爱黑色系的衣服了。她常常把自己缩在卫衣的帽子里，抽着烟，在人群里独来独往，思索人性的本质。
听乔琳说，徐娜可能没想出答案来，钻进了牛角尖里。最终还是跟单位请了几天假，刚开始在家借酒浇愁，后来几天就出去旅游散心了。
她跟乔琳说，没有经历过生死，就不算圆满的人生；但是在过早的年纪经历了生死，难免会在心里留下悲伤的种子。
徐娜不愧是中文系科班出身，说出来的话都是很精辟的。在乔琳眼中，她也活得很通透，跟大黄是一类人。但大黄是通透中带着一点游戏人生的戏谑，而徐娜看明白了之后，常常把那些沉重埋在心里，再变成充满灵性的音符和文字。
虽然徐娜的同学死于心脏病，但是乔琳很忌讳这个词，一开始没有跟孙瑞阳说过。但他们几个人本来就很亲密，这些事情也瞒不过去。孙瑞阳跟乔琳说道：“心脏病也分好多种的，我跟她同学不一样，我不会死的。”
乔琳慌忙堵住他的嘴：“你不准说这些。”
乔琳的恐惧不是装出来的，她一直很小心地屏蔽“心脏病”、“死亡”等字眼。看到她眼里的恐惧，孙瑞阳反倒觉得是一种安慰。他虽然从小就生病，但他的父母从来没有觉得他是累赘，而是尽一切所能地医治他；他身边有很多好朋友，常常默默地给他帮助；他还有一个小天使一样的女朋友，他足够幸运了。
在被学长“恐吓”了一番之后，孙瑞阳闷闷地回答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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