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者和商丘的自耕农，受到墨家那些平等道义的蛊惑，心中更为不满。
当年弄出的庶民院只有请愿权，这是国人本就有的权力，原本的小司徒就是管这个的，凡迁都、立君、结盟，都是需要得到国人认可的，这是春秋传统，庶民院也不过是将这种权力延续了下来。
可是……这些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和贵族们“平等”的庶民院代表们，却发现自己屁用没有，因为二十年前适处理宋国政变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深坑：君子院有否决权。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情况，整日在宋国的询政院上演。
一边是泗上那边蒸蒸日上，工商业者的权利被万民制法所保护。
另一边是商丘的那些人有钱有力量就是无权力，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早已经积压。
二十年的发展，跨越式的发展，使得土地兼并的速度前所未有的提升。
一些贵族和小贵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之前数百年的积累，在一些允许土地卖卖的地方疯狂并地，驱赶因为农具发展而多余的民众。
靠近泗上的涌入泗上，靠近商丘的涌入商丘。
这群失地的农民没有土地，只能在城中与人做工或者佣耕，亦或是做流佣，在城中属于最为悲惨的阶层，心中渴望土地，也充满了对贵族的恨意。
农家的“真正平等”、“贤者于民并耕”、“重农抑商”、“商人狡诈”的学说，在商丘那些失地农民圈子内流传的极为广泛。
农家的学说是要均分土地、遏制商人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平等派，可偏偏对于商丘城内的最底层充满了诱惑。
依附贵族们发达的商人们垄断着各种贸易，贵族们放着高利贷，投机商们低买高卖，种种这些，都让宋国内部的矛盾积累到了一个就要爆发的临界点。
宋国有过机会，皇父钺翎也有过机会完成集权，甚至有机会作为民选的“宋公”，取代如今的宋公，可是……宋国离泗上太近了。
泗上自从禽滑厘为巨子之后，对于宋国的政策都是出于适，目的只有一个：不给宋国任何未雨绸缪、缓慢变革的机会，把每一次变革的机会都扑灭，靠武力和贵族之间的敌对来压制矛盾，直到这个外部的压力一旦撤走就立刻会爆炸的地步。
皇父钺翎稍微露出一点想要变革集权的意思，墨家就煽动那些商丘的工商业者和自耕农要求更为激进的变革，把皇父钺翎又给吓回去：要变革可以啊，放弃所有的贵族权力，做到真正的选贤人为天子。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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