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空余出来，宋国的内部矛盾立刻就能解决，戴琮成为宋国的第一任真正的民选大尹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二十年前宋国政变之后的古怪制度，可谓是水到渠成。
礼崩乐坏，宗法制瓦解，一个分封的诸侯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弥合整合一个国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封诸侯以守其土，故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现在宗法制崩解、礼崩乐坏，国存在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在礼崩乐坏之前，贵族的是贵族的、君主的是君主的，除了贡赋和封建军事义务之外，君主没权利管贵族的封地、也没权利在贵族的土地上征税。
就像是鲁国的那几次政变，以及隳三都事件中各个贵族和贵族家臣的反应：贵族的家臣不是国君的封臣。
然而漫随着礼崩乐坏，宗法制解体，诸侯国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王权尚未集中、贵族权力依旧大，说这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四分五裂；说不是一个国家，可又在外部被看做一个国家。
原本礼法在，宗法制下，层层制约，君主只需要管辖直属贵族，贵族管辖家臣，国家就能够有效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
宗法制的解体，造就的就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穆乱郑、宋三姓共政的局面。
尤其是宋国，由原本的宗法分封建制，转为一种君主和大姓贵族共和的局面，互相制约，各自分权。
君主说话不好使，贵族内部也有矛盾，又需要维系一个君主的存在。
春秋之前的氏族制度、国野之别、国人干政的传统，又使得国都民众在政事上有发言权。
譬如二十年前的郑楚战争，郑国民众反对对楚开战，临阵逃走全部被俘；比如当年因为外交政策被国人反对驱逐国君的行为种种。
于是二十年前，依照“小司徒有问万民迁都、立君、会盟之责”为基础，以宋国原本就有的三姓共政的贵族寡头共和的基础，弄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
当时搞的时候，就是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将来有一天打起来，因为当时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民众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一手操控的适弄出了将来必然要出现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局面。
现在使命已经结束，可适也绝对不允许宋国出现一个凝聚的政治体系，得换个办法、符合现状地继续维系宋国只能自守不能集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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