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集会之后，一场由中间人做甲方代表的会谈，就在炮声隆隆中于新郑的宫室内举行。
在场的很多人脸色很难看，就像是当日郑君的近侍说的那样，墨家忠于的是天下之民，遵守的是巨子的命令，他们守城不是为了郑君和驷氏守城，而是为了他们心中的道义而守。
若以真正的礼法而论，本身那就是一种符合之前生产力的政治体制和军制，贵族在都城附近并没有太多的力量。
君主拥有都城的直辖权，贵族的封地在都城之外，都城的国人作为一种殖民者一样的存在，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利。
子产改革之后，国野之别开始消失，做丘赋之后给予了野人和国人一样的服役的义务和权力，这就使得国人的政治权力逐渐消失，沦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底层的民。
在有国野之别的时候，国人更像是“国”之人，也更容易产生国族的概念，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野人当兵国人失去原来的特权也就是最佳的选择。
这种变革之后，贵族在都城逐渐有了影响力，在土地可以买卖之后，贵族们凭借势力、财富和之前的最开始的暴力所得，很快在都城占据了经济上层的地位。
等到一连串的政变之后，驷子阳一族清除了其余的贵族，也一样继承了其余贵族的财富和封地。
这使得想要在郑国变革，和郑君谈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必须要这些贵族作出妥协让步才可以。
魏韩围城，民众竟然不舍命抵抗反而趁着这个机会要地、减税，在一些贵族看来实在是狼子野心趁火打劫。
可墨家就把趁火打劫和狼子野心摆在了明面上，脸上大有一副此时理应如此的神情，这些贵族们也只能无可奈何。
这时候讲那些大道理都没用了，咒骂民众不知感恩不知爱国忠君也没有用了，唯一有用的就是考虑怎么才能让民众坚守城邑。
被杀的六穆家族的逃亡者们即将回来，一旦回来那是要杀全家的，郑君还可以说他是被驷子阳余党逼着成为君主的，驷子阳的余党们却不能这么说，有着灭族之仇的政敌们也不会给他们说的机会。
现在谈判的条件就摆在这些贵族的眼前，墨家还没有如泗上一样激进，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温水煮蛤蟆的手段。
解决的办法其实也就那么多。
允许都城的民众组织起来推选贤人，加增的税赋需要经过他们同意才能征收，这是让城内的工商业者们能够守城的条件。
将民众欠的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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