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正常，程颐、侯仲良都是大儒，不是教人考科举的……而在开封府这个商业化的城市中，人心是很浮躁的，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几回不中就去做买卖或是做小吏了，会来听大儒讲课的老措大是很少的。
另外，开封府的儒大多从工商之家（有些是贵族和官宦之后，但是实际上也在做买卖），《共和商约》他们还有点兴趣，《吕氏乡约》他们根本不要听的。
不过基本没有学生听，侯仲良依旧非常认真的在分析《吕氏乡约》和《共和商约》的迥异之处。
出乎武好古的预料，宋朝的儒对于“约”这种民间自治办法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武好古的《共和商约》一问世，也就常常被人拿出来评论了。
而和《共和商约》一样有名的，还有一个《吕氏乡约》，就是鼎鼎大名的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在神宗年间所制订和实施的成文乡约。
这个乡约从神宗熙宁九年开始实行，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依旧在实行之中！
也就是说，早在界河商市自治前二十多年，自治这回事儿在宋朝已经有了。不过一个是乡村自治，一个是城市自治，后者的影响力自然更大。而且《共和商约》相比《吕氏乡约》更加严谨，还“创造性”的实施了代议制民主——《吕氏乡约》是不能用来治天下的，而《共和商约》完全可以用来治理一个小国。
可是在侯仲良眼中，武好古的《共和商约》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恶约，根本不能和《吕氏乡约》并论。
“……乡约者，乃是乡人之约，为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而所订之约。乃是与人之约，约正一人或二人，皆是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约中大事，则以聚会商议，约中赏罚，亦在乡民聚会中书其善恶。因而乡约者乃是大善之约，若颁行天下，必可复三代之治。
而商约者，乃是钱钞之约，为得是将本就利，分利公允。所谓元老，并非由商民公推，亦非刚正之人，乃是商会股东所选之人，一切皆为股东之利所谋，心中并无半点百姓疾苦。由此等元老所推选之商市诸长，必然是唯利是图之辈，为利谋，不为民谋。若《共和商约》行之天下，必使天下有倾覆之危！”
“师圣先生，既然《吕氏乡约》如此大善，何不在天下实行呢？”
就在侯仲良滔滔不绝说得正得劲的时候，忽然就听见有人插嘴提问了。侯仲郎抬头看去，只见说话的是个穿着绿袍的武官，约莫二十二三岁，颇为英挺，就站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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