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军的规模很小，转战的地域不大，没有造成严重的破坏。因为对灾区百姓的同情和怜悯，加上皇帝才十七，不失赤子之心，所以在头几年崇祯同意三边总督杨鹤的主张，对这些造反的百姓以招抚为主。
不得不说其实早期的招抚还是有效的，有一些著名的头领受了招安，此后就再也没反。
但多半的招安对头领有用，对普通的造反者屁用没有。
朝廷又没有多少钱粮安置，地方上还是一片饥荒，不造反还得挨饿，已经反过的人就很难安心下来留在地方上忍饥受饿，于是只能再举反旗。
这样反反复复的到了崇祯二年，皇帝在这两年里没有在东事上做什么大改变，只是用了袁崇焕，然后是皇太极从草原绕道破口，杀袁，用孙承宗，辽西局面变化不到，京畿和蓟镇则一片残破，又是几十万人流离失所。
然后是皇帝重新任用东林党人，拨乱反正，接着就是崇祯接受不少有良心的官员建议，开始减免赋税。
有些人说崇祯年间减免的全是工商税，也并不尽然，工商税和很多杂税是一起减的，主要还是天启年间收的太狠，地方上已经不堪重负，叫苦的不光是百姓，也有商人，也不光光是南方的士绅阶层。当然江南士绅肯定是推波助澜的一群，他们在政治上发出的声音最大，最后给人一种错觉，好象就是东林党拼命在抗税……从天启到崇祯的收入财务表格就看的出来，前后的差异不大，崇祯四年之后各种税就恢复了，而且后来越收越狠。
大明的财政问题是制度设计有问题，中间环节浪费太多，士绅阶层大量转移压力，明朝始终做不到如宋朝那样大一统的集中的财务管理制度，明的税收其实较南宋不知道低多少，但百姓比南宋的百姓要困苦的多，就是中央的财政执行力度和中间环节出了大问题，倒是不能完全归罪到东林党人的头上。
换句话说，就算文官要背锅也是大明全体的文官背锅，还得算上太监，勋贵，外戚，包括皇室自己。
所以当整个制度失灵，财务破产的时候，归罪某个团体没有任何意义，皇帝不能约束臣下，使利益被士绅团体把持瓜分，又把矛盾和责任完全推给臣下或某个团体，这有什么意义？崇祯即位之初，东虏虽能破口，但朝廷法度犹在，农民军闹的不厉害，辽西守的住，人心还在，并没有如后来那样人心厌明，都感觉大明亡国亡定了……就算不是一手好牌，崇祯能把牌打成这样，也算是天赋异秉了。
“大人？”
张瀚陷入沉思很久，半响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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