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祖宗心中都不安哪。三殿告成，吾到地下也能见神宗皇帝了……”
天启的遗诏后人关注的很多，不过很多人都以为是官样文章，其实作为一份大明帝国最后一份正式的遗诏，可关注的地方相当的多。
三大殿的修复是在遗诏上特别提起的事情，这很明显就是天启朝的一个样板工程。
除了天启在遗诏里强调的，兵事渐弥，地方安静，三大殿修复，这都是天启这几年的政绩工程。
在万历年间三大殿就烧毁了，在原本的基础上的修复是天启年间完成的，而在万历末年收取的辽饷给北方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天启年间，辽饷其实是每亩减少了三厘，原本每亩九厘，天启年间减到了六厘，减收了一百五十万两左右。
杂项收入，在天启年间是一百八十万两左右，其中房铺税和典当酌分，这是向工商业者收取的税费，此外盐税和茶税，也是比万历年间多收了好几十万两。
而到了崇祯朝，总的税赋额度差不多，前两年略有回调，也是崇祯和新上任的大臣知道民间很苦，所以回调了给大家喘口气。
到了崇祯二年和四年之间，收入又重新上来了，因为大量的农民造反，各处兴军，崇祯二年被女真人入侵，战后一片疮痍，要修城重建，另外还要整编兵马，用钱的地方太多，所以崇祯二年之后又将收入回调。
但回调的收入杂项收入和盐茶税都减少了，而农田赋税则大为增加，从天启后期的每亩六厘增加到了十二厘，对百姓来说，可谓盘剥更重。
后人说的崇祯年不收工商税当然是鬼扯，可是幅度大为减少，也确实是事实。
到后来剿饷和练饷加征，三饷一年增收两千万，朝廷用度开销还是不足，蓟辽宣大等镇一年哪能得了这么多钱？
大量的开销被贪污和浪费了，崇祯的治国无能，在这一点上就无有可推辞的地方！
信王对兄长的话，几乎一点儿也听不进去！
对一个笃信儒家学说，相信名君贤臣模式的亲王来说，大明帝国家传的治国心术是根本没有什么参悟，而且信王的天份不好，脾气又固执，性格有些偏激，所以在此时根本无从体会兄长的良苦用心。
外朝用文官，这没有问题，但内廷的皇权怎么用，皇帝的意志怎么体现，这其中是有大学问的。
帝王之道，术法理要并用，所谓独尊儒术从来就没有过，那是在民间哄傻子的说法。其实汉宣帝的话才是真实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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