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时期培养出来的“亲民”的特质。
公元前206年，刘邦在进入咸阳之前，他和秦朝老百姓的立场本来是相互敌对，可刘邦硬是凭借着约法三章逆转了自己的形象，使得本应敌对的双方竟然成了能够一起喝酒吃肉的朋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汉书·高帝纪》）
这是什么概念？这只反映出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当时老百姓眼里，刘邦是比秦二世更加值得信任的人。
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可不仅仅是光靠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办到的，老百姓都是务实的人，你只有真切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才能打动对方，这至少说明刘邦具有非凡的管理能力。
在汉朝立国后，刘邦的做法，更是深深打动了老百姓的内心。
《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刚建立汉朝的时候，百废待兴，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为了让国民都能够安居乐业，刘邦给民众分配了房屋和田地，其中“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汉书·食货志》）”
为了不让农民的田地、房屋被商人兼并，刘邦还下达了一条很特殊的命令：“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
翻译过来，就是房子只能卖给邻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有人炒房，导致民众无家可居的情况。
相比于陈胜吴广起义后只顾自己利益、项羽任人唯亲而言，刘邦的大局观要高出他们一个档次。
刘邦上台后，为了稳定社会，他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
“在地方上选择年龄在五十岁以上、有声望有品德的人，担任三老。三老可以协助当地县令管理政事，起到出言献策和监督的作用。”
在通讯和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中央对县以下的区域管理能力非常弱，三老制度就相当于是对郡县制的补充，刘邦希望借助地方名人的影响力来协助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保证地方的稳定性。
受宗法制的影响，古代乡村普遍是以家族为核心聚居生存，一位有名望的老人基本也是自己家族里的掌权人，刘邦拉拢了他们，也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大汉朝基层社会的管理工作。
今天我们或许很难感受到这一切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力，但在当时他确实就靠着这一系列的手段，将零散的社会联结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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