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当时献帝东迁，关东群雄逐鹿，大小军阀遍地走，曹操还远未显露王者之相，所谓低调，只是时机不成熟而已。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晋位魏王。二十四年，孙权上表称臣，并希望曹操顺天应人，登基称帝。曹操对众人说，孙权这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啊。
但是，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人却一致劝道，大王功高盖世，汉祚也是因你才得以延续这几十年，孙权的意见很对，因为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曹操感慨地说：我现在的权力地位和当皇帝还有什么区别吗？如果天命真在我们曹家的话，我会把机会留给我儿子。
《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適今日也。……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这个时候，天下虽然三分，但无论是土地还人口，曹操已实得其二，所以，他就不用再刻意隐瞒真实想法了。
裴注《三国志》广征博引，取材甚杂，像《九州春秋》、《魏晋世语》、《汉纪》、《晋纪》、《曹瞒传》等，可考者居然达150余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
又因为这些著作多为个人所编修，言语上少了顾忌，褒贬上更加自由，所以就呈现出与正史一本正经完全䢛异的风格。
就曹操而言，如果说其“奸雄”之谓是由裴注而来的话，那么，吴人所著的《曹瞒传》则在其中贡献最大。
故事一：曹操为人极为轻佻不庄重，喜声色之娱，经常通宵达旦地玩乐。会见宾客时常着便服，说话也很随便，吃饭时搞得浑身都是。但在执法时却很严苛，尤其是谁要表现地比他突出，他便会想方设法地将其治于死地，即便是老朋友也不行。每次杀人后，还要装模作样地悔恨流泪。像袁忠任沛相的时候，曾想惩治曹操，桓邵、边让也曾得罪过他，于是，曹操得势后，这三个人都没逃过一死。
《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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