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趟行程，前前后后耽误了顾骜两三个星期的课业。
所以他一回校，就不得不重新回到疯狂补课的生活中。
包处长跟他说了，到1月份就可能要去沪江，搞定最后的手续、把那些滞留在香江的设备弄回来。
另外随着外资委的成立，接受香江包船王的捐赠、在沪江建立国有外事酒店的事儿，也算是一桩大政绩。沪江市的领导当初唯唯诺诺不敢上报国家，而外资委如果把对方的联络意向上达，无疑能证明外资委的工作能力。
这事儿是顾骜打探来的消息，同样也是与沪江当地政府要打交道，到时候与《沪江滩》的取景审批一起搞定，也算是一事不烦二主。
大人物，能少请托一次就少请托一次，能打包搞定就打包搞定，这都是官场常识。
哪怕不混官场，到了企业里，大老板也最恨那种一点点小事就来请示一次的唯唯诺诺职员。而喜欢那种有一定自主性、把大事儿攒一攒集中请示的，这就叫会办事。
其中的尺度，无非是“另可我多花5分钟，也要让领导少花1分钟”；如果是越两级的领导，那就是“他的一分钟值你半小时”，以此类推。
拿捏得住这个尺度的，无论在企业在机关，都更有机会成为合格的管理人才。（当然上述只是一般情况，如果是领导作风特别官僚的地方，上述比例就得放大，那都是特例。）
而1980年的春节是2月中旬，所以大学到2月初就放寒假了，外交学院的期末考试本来放在1月下旬。
但顾骜1月中旬就得去沪江公干，这就意味着学校又一次给他开小灶，提前半个月期末考试。
他只有其他同学一半的时间念书，简直紧张到了爆炸。
偏偏顾骜也意识到，在外交学院学的东西，是切切实实能直接拿来用的，对他的工作和未来发展很有帮助——如果不是在外交学院受到的训练，他这次说不定连跟邵爵士和包船王谈笑风生交朋友的手腕都没有。
加上他前世是个工科生，这两年多来他是真心觉得学到了东西。尤其是把前世通过地铁上听APP课程得来的零散心得，系统化地梳理了一遍，塑造成一个文理全才。
坚持上课和补习之余，顾骜每天还有两项必定会做的事情。
一个是每天花几分钟跟萧穗煲煲电话粥，放松一下神经。
另一个就是给钱塘的姐姐，以及马风打电话。
电子厂那边的事儿，马风随时会就近帮顾骜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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