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是没有农民工的，也不存在职场人员的春运返乡潮——因为国家默认把你分配到哪座城市工作，你就是哪儿的人了，有什么好回“祖籍”的。
这种认知，导致了所有机关单位、国有企事业，都是腊月二十九还要上班，除夕才正式放假，也不太会有人提早走。国家觉得你只要下班回家就能过年了，又不用去外地，多方便。
所以年前的最后一个星期，顾骜还是得勤勤恳恳在单位上班，站好年后出国出差前的最后一班岗。至于其他项目上的事儿，也只好先放一放。
这种工作与户口强制捆绑的政策，还有很多影响。
比如可怜的顾骜，说一个平素多年没注意到的悲惨细节：那就是自从四年多前他上了外交学院起，其实他的户口本就被强制改了，改成了京城户口。
而他毕业后分配了工作，就更是顺理成章地从学校把户口挂到了单位，也就是外资委，正式分了房子后再落户到那套房子上。
后世21世纪那种允许大学生自主选择、是否把户口迁到大学所在城市、落成居民户口的人性化政策，如今是不存在的。
后世那种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百般恐吓诱骗农村新生放弃农民户口、迁到学校来，然后被暴怒的学生拍桌反撂狠话：“迁尼玛币！敢逼劳资信不信我不念你个狗大学了！学历能有劳资的城中村户口值钱？劳资一辈子包租公赚得比校长还多！”的情况，现在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过幸亏顾骜在钱塘也只是居民户口，没什么值钱的，换到京城也不吃亏，所以他多年来一直选择了遗忘这事儿。这辈子他是要当大佬的人，再在乎户口就有点丢人了。
废话少说，顾骜就这样安安分分上了两天班，腊月26这天下班的时候，包处长让他留一下。
“小顾，你过来一下）大后天开年终总结汇报会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知道，刘秘书刚才不是通知过了么？”顾骜拎着公文包，回头走进包处长的办公室，关起门来礼貌地回答。
他口中提到的刘秘书，是副主任的秘书。所以委里开会的时候，如果是刘秘书来通知，就说明这个会一般是副主任主持的，而非主任亲自过问。
至于会议的与会人员构成，顾骜也知道了。那都是副主任分管的原先重工业口的几个局的人马，跟农牧轻工招商引资那些没什么关系。
通俗地说，外资委是一个有20个司局办、几千号人的大委。而顾骜跟的副主任这块，分管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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