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任何专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我现在都懒得体味思量，那时岂会想得更多，何况西方很多思想家的理论，在我们矜许的更伟大、更透彻、更智慧的大中华璀璨文明面前，只能被置于受批判的地位。至于“位卑未敢忘忧国”、“谁怜爱国千行泪”、又或“劝君猛省莫徘徊”之类曾经接受，看似最简单易懂的爱国教导，却正是从那个年末的数月之前，开始不知不觉地起了一些认知上的变化，如果那样是在接近应有含义的话，也就离最初被灌输的“正道”越来越远，虽然那时我自己并未察觉。而且至今，我不知道这样的心态变化是对是错，或许“
了无愁霾萦心迹，何必苦思对强梁。
噩噩浑浑不需醒，人云亦云好肚肠。
”，才是这个国家的民众人人应有的“本分”吧。
早在1891年前后，严复就已敏锐地察觉到北洋水师在驱赶走英国教习后必然陈腐糜烂的“前途”，并因为痛感中国的“迷信、人情和趋炎附势”三大弊端，对中国永难改变体制而心生绝望。想来，迷信，所以盲从权势；权威势强则人欲情乖，律弛法废；趋炎谄上的风气也就此一脉相承，深入骨髓了吧。
当然，和现在一样，“浑浑噩噩”的我在富足又和谐的时代，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有必要效仿上述先贤，做出“忧国忧民”之举。晚饭后，失望地看见《电视节目报》的预告里没有喜欢的节目，我就练练琴、看看书，其间也许更多的，是在不自觉地想念今天曾有的那场对北京来说难得的大雪，以及对我，可能更难得地与王梦雨长时间的一次独处。还会想起来，在目送她乘坐的公交车离站的一刹那，曾琢磨过怎样还能复制这样的美好时光，却毫无自信。因此，那一阵，这才是我翻来覆去地所思所想的核心内容。
好在王梦雨善解人意地没有让我等得长久，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便打来了电话，先是姐姐接了，笑着说有个姓王的女同学找我，声音还挺好听，问我会有什么事情，能让女生打过电话来——“听着还特紧张似的，呵呵，好玩儿，要是我说是你妈，她没准儿说不出话了，哈哈哈。”
由于越听越不像我起初以为的又是王秀茵，不觉心潮澎湃地希望是王梦雨，可担忧事与愿违，毕竟我们之间没有交换过电话号码。也不敢正视姐姐调侃意味的笑脸，随口掩饰真心地说：“嗨，就是我同桌吧，她肯定是怕我忘了拿订书器去学校，要不就是那谁…问我怎么还不交入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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