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性，虽然其间作了若干较次要的校订。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次修订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试图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标准化的、全国一致的行政法规的活动。在唐以后历代皇帝时期，地方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使这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剑桥中国隋唐史》
《旧唐书》中，对李林甫记录的算是比较客气的了，甚至颇有褒义。在最后的评价中：
“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寇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
李林甫专权，但是尊奉皇权，“媚上”，本质上是因为专权的他，其实是皇帝专权的代理人。李林甫的改革措施，与玄宗朝的制度改革理念是高度契合的。只是经历了开元诸多贤相之后，改革到了李林甫时期，已经走入深度触碰利益格局的深水区。李林甫是霸道，表面温和公正，实际上排除异己不择手段，但是与其他历史时期或成功或失败的改革家们相似，这种霸道与专权，也是为深度贯彻其改革措施而采取的强横政治手段。整个玄宗朝，开天前盛后衰的冰火两重天，其实是处于中国大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上，这些制度改革，也是在形势倒逼之下，被动跟进时代步伐。李林甫在这次政治形态与社会形态激变中的作用，一点也不小。
比如直接决定了中国军制分水岭的募兵制改革，现在很多网友觉得这项改革是汉家军队逐渐沦为弱势的历史成因。但其实府兵制与汉唐间作为社会主导阶级力量的士族群体，整体都已经在初唐时期崩溃瓦解。这背后与当时东亚社会的技术、传媒、政治、国际形势发展都有关联，而募兵制改革，只是在未经明确的既成新形势下，制定新法来理顺兵制关系与制度规范的顺势改革。
所以《旧唐书》中，虽对其人格也有贬义，但对李林甫的理政能力和成绩，不吝给予“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处，皆有恒度”，这样足够褒奖的措辞。
“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这般城府深沉的李林甫，也才会让目无纲纪的安禄山都觉得敬畏。“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李林甫很重视对制度典范的维护。最终死后被杨国忠诬陷，天下人都觉得冤屈。证明当时李林甫是有一定威严和人望的。对比没有底线，大肆敛财的杨国忠，李林甫也背后整人，但做事实。李林甫也心狠手辣，但维护规则流程。李林甫也敛财，但是通过开源节流的财政制度创新，而不是粗暴的透支榨取地方财政，搜刮民脂民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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