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后，十三行的境况就变得动荡起来。
其中有起有落，但做生意的大环境开始没有以前那么友好了。主要问题有多个，外部环境是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这个欧洲第二大市场大幅度萎缩，让行商的生意规模和利润都开始下降，许多行商开始了亏损；另一个是内部环境，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垄断贸易，尤其是到了乾隆后期，官员们的贪腐情况日益严重，对商人的勒索日复一日，造成行商经营成本连年攀升。
官员们一上任，都想方设法的增加自己的收入，比如苏楞额的前任盛住。
盛住上任的时候，十三行中排名第二的是源泉行，老板陈文扩，商名寿官，陈文扩去世后，他的儿子陈寿官二世不善经营，洋行大小事务都委任账房先生倪秉发。盛佳得知倪秉发擅长外贸，为了多索要一笔洋货行许可费，勒令倪秉发独立组建洋行。结果陈寿官二世便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无力再履行与外商签订的供货协议，又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和官府支持，只得宣告源泉行破产。
为了多要孝敬，强行勒令一家经营良好的商行的经理人离职，这种事也只有盛住、苏楞额这样的人物能做的出来了。
苏楞额犹有过之，历史上他向马嘎尔尼使团征税，英国人虽然没有交税，可是行商却代付了三万多银元，马嘎尔尼派人交涉，说使团船队携带的都是乾隆皇帝赏赐的礼品，不属于商品，用乾隆压苏楞额的结果就是，苏楞额退了一万元，并且坚称行商只交了这么点钱。
外部有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大变局，内部有盛住、苏楞额这样的官员勒索，十三行商人的日子能好过才怪。
如果出事机敏的，或许还能够明哲保身，遇到不够灵活的，往往就会遭逢大难。
而益行就是这样，而益行是石姓兄弟经营。
而益行这些年崛起速度极快，石家兄弟做生意极为大胆，业务扩张十分迅猛。潘振承死后，官府本想让潘家继承人潘有度接任总商一职，但潘有度谦虚的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新人，强烈推荐而益行接替自己作为总商；也拒绝东印度公司按照惯例第一个跟潘家同文行谈判新一年的合同，而是将自己放在了第三位。
马嘎尔尼使团抵达广州的时候，也见过石家兄弟的做派，而且在自己的日记中有描述，“我与此间的主要洋商（经营外洋贸易的中国商人，就是十三行行商）有过一些交谈。潘启官是最有权势的行商之一，为人奸诈、狡猾。论重要性，石琼官排名居次，但比潘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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