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王辅茞代表的官僚集团跟皇帝的对抗，让周琅是极为惊讶的，之所以惊讶是因为没有想到。
因为他跟王辅茞为代表文臣集团并没有表现出来的矛盾这么激烈，之前也有冲突，但问题都不大，而且不是因个人慾望而起的权力争斗，基本上是理念之争，争论也都在君子之争的范围内解决，但这次却直接激化了。
跟王辅茞对文臣们的士大夫风骨压倒皇帝的为所欲为而窃喜不同，周琅感觉到情况要严重的多。
大体上，现在的官僚机构分为两块，王辅茞以丞相身份总领六部，周琅则在六部之外利用内务府之类的皇家机构，打造了现代商业税收体系、工业管理体系等等。
两套机构都有各自的财政支持，因此越来越独立。
但对抗还不至于，因为明清时期的丞相权力是越来越小的，两朝都不设丞相官职，明朝还有丞相的影子，形成了内阁首辅制度，满清干脆连这个制度都没有形成，皇权强大无比。
大周接过来的是满清的政治体制，所以王辅茞虽有丞相的职位，权力上甚至不如明朝的内阁首辅。基本上督抚一级的官员任免，都是周琅亲自定的，王辅茞拥有建议之权，而没有决定权，他可以推荐候选人，却做不了主。知府及以下的官职，丞相可以直接任免，这是他的权力范畴；可他却又无法一言以决，不是他想让谁当官，谁就能当官的，其中有一套严密的程序。就像丞相有向皇帝推荐督抚人选的权力一样，主管全国官员任用的是吏部，就算丞相也得通过吏部来走这套程序，事实上吏部可以直接任免县令，不需要丞相批准。
所以在最重要的人事权上，王辅茞基本上只对州府官员有决定权，还要受制于吏部。吏部不推荐，他无权任用一个不相关的人。
故老相传的这一套制度，之所以能让中国保持两千年的领先，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其中的制衡道理很深刻。
但周琅觉得，这种制衡在明清时期基本流于形式，主要是被太多的人情所干扰，没人愿意得罪人。改革人情社会的风气，比改革吏治更难，所以周琅暂时不考虑移风易俗的问题，他只能考虑如何把人情的干扰从这种制衡的政治制度中排除出去即可。
所以从最开始创业，他就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各部门之间独立运作，不受其他部门干扰。吏部的官员，一定是从县衙的吏科吏员慢慢爬上来的，而不是突然把户部尚书调到吏部任职。没有这种操作。
于是六部就成了六个独立的官僚体系，不会形成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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