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后，积累了大量判例最后编入法律不说，陪审团制度在中国的试行也产生了一些不适应。这种类似吵架双方，争取围观群众支持的司法原理，其实很容易平息民怨，因为裁决是否有罪的，是老百姓，是围观群众，是公众，所以输了官司的人，如果不服可以继续上诉，很难讲输了官司推到法官不公，或者吃拿卡要上来，更不会迁怒到政府身上，出现某一件特殊的挑战了公序良俗的司法审判，最后公众将愤怒加到政府身上的事件，因为判决的就是公众，而公众的观念就是公序良俗。
所以陪审团制度下，往往决定胜负的，就是当地的文化习惯，而不是权威性的法官。
这种制度当然有不利的地方，因为他会有地方保护主义存在，当地人更容易得到包庇，因此后世许多中国公司到美国打官司总是输，原因就在于这里。
又由于中国有顽固的欺生文化，欺负外地人的情况十分普遍，异乡人哪怕是劣迹斑斑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也往往十分乖巧。出现在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有关，外地人来到自己生活的地方，挤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跟自己有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当然要欺负欺负了。
由于这种情况，引起了外地人对法院的广泛不满，外地人在跟当地人发生冲突之后，很少打官司，大都采取了忍耐的态度，反过来助长了欺生的文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事实上的犯罪。鼓励犯罪当然不是司法的目的，所以这一点是必须调整的。
周琅采用了异地审判的原则，只要当事人中有一方提出要求异地审判，那么审判就可以改到异地进行。这不仅适用于外地人跟本地人之间的司法纠纷，而且也适用于本地人之间的司法纠纷，毕竟如果两个人一个劣迹斑斑，另一个名声很好，由当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很容易因为感情而做出跟事实不符的认定。法律维护的是公正，包括那些没有犯罪的坏蛋的公正，也得维护。
另外中国还是一个权威式的尊老文化，习惯法中大量的司法活动，其实并不是发生在官府，而是在地方上的长老审判，广大乡村中，大量适用的并不是国家颁布的法律，而是当地权威人士的裁决。
由于陪审团制度下的判决，并不要求陪审团成员的年龄、出身和知识背景，陪审团是一种义务，而不是权力。当一件司法纠纷发生后，法院会从当地合法的纳税人中随即抽取陪审员，这些陪审员有义务出庭参与审判。
但大多数合法纳税人其实都是正值壮年的劳动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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